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特稿】

确立面向未来的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国形态

——一论“四个全面”与中国政治发展

      编者按 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江苏省调研考察时提出“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将对中国各方面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之际，光明理论联合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郑长忠推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特稿”，将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关系，来把握“四个全面”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作用。光明网理论频道独家刊发，以飨网友。

      作者：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郑长忠

      政治是人类智慧产物，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因此，一个文明体的发展，同样也需要该文明体内的政治文明作为支撑与推动。这就意味着，如果要证明“四个全面”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以及说明“四个全面”与中国政治发展之间内在关系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必须对政治与文明关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与中华民族复兴关系进行分析与说明。

      （一）古典政治文明、古典文明与中华民族发展

      政治的本质就是通过建构与运用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事务，以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发展。伴随着人类出现，政治就出现了，同样也伴随着人类理性发展，政治也得以发展。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可以应用自身理性相对稳定来把握自身命运，人类社会也就开始从野蛮进入了文明。国家出现也标志着以公共权力为核心而形成的虚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诞生，从而标志着政治进入了相对成熟时期。随后，政治形态发展以及以此发展成果为内容的政治文明，就开始与其所在共同体的整体文明发展有着高度相关性，推动着文明发展，并左右着所在文明体的兴衰。

      中华民族作为人类最早进入文明阶段的文明体之一，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出现了国家因素，到了夏朝，国家形态开始出现初步定型，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早期国家 。在夏商周时期，国家制度基础以及国家建构社会的机制，依然是以从原始社会时就出现的血缘为基础逻辑的，形成了夏朝和商朝时期的部族分封制度与周朝时期的宗法分封制度。在这一政治文明基础上，中华民族创造做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成果。然而，基于血缘为基础的古代政治建构逻辑，致命问题就在于血缘纽带随着社会发展与时间推进，就会出现淡薄与失效，到了春秋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现象，从而标志着这一制度失效。

      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由于兼并导致国土增加等缘故，基于治理需要，创设了所谓以文官治理为主的郡县制。郡县制是基于制度与理性而非血缘与感性，由此，一方面有利于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是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率。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就成为了国家制度的基础与国家建构社会的机制，由此中国进入了古典政治文明阶段。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构建以及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中国古典政治文明实现了有机化。到了唐朝，中国古典文明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随着古典政治文明的成熟与古典文明的鼎盛，作为文明体的中华民族也进入了古典时期的最为辉煌时期。然而，过了成熟时期，不论是古典政治文明，还是整体的古典文明都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明清时期，古典政治文明日益走向了僵化，古典文明也进入了发展的相对停滞期。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古代还是古典，政治文明的发展与僵化，与文明的发展与停滞之间有着高度相关性，也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衰弱产生着整体性的影响。诚然这些关系之间的有着复杂的机制，但是整体来说是成立。

      （二）嵌入现代政治文明以构建现代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逻辑

      虽然，古典政治文明到了后期已经走向僵化，古典文明也出现了停滞，但是，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中国在长期历史中也都只是出现“改朝换代”现象，而无出现严重的制度更迭，即使有所谓“外族”入侵，但是也很快被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所同化。古典政治文明、古典文明与中华民族都整体性地呈现出所谓“超稳定”特征。如果没有其他特殊力量冲击，也许这种“超稳定”特征，还将长期存在下去，然而，鸦片战争爆发却打破了这一循环。

      鸦片战争之所以会导致上述“超稳定”特征得以终结，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鸦片战争实际上是标志着现代化浪潮对中华民族的冲击，一方面使传统中国相对封闭的环境被打破，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的现代文明以一种十分残暴方式对传统古典文明的破坏， 从而使中国自身传统发展逻辑由此而被终止。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现象也说明了，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传统古典文明形态开始崩溃，从而导致其文明体的中华民族也因此走向了衰弱，而中华民族要能够走出困境，就必须通过发展现代文明，才有可能实现重新的复兴。而要整体发展现代文明，首先必须推动现代政治文明形态建立与生成，后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关系判断。

      在回应现代化浪潮冲击过程中，清王朝推动了“洋务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传统政治体制阻碍下，依然处处被动，为此清王朝实施了“戊戌变法”，希望通过改革发展具有现代特征的政治形态，以服务现代文明发展。然而，“戊戌变法”还是以失败告终，这就意味着从传统的古典政治文明形态与古典文明形态中直接生成现代政治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路径，在中国无法实现。于是，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辛亥革命之后，建构现代政治形态成为了中华民族建立现代文明基础与前提。为此，通过模仿，直接移植西方式议会制度，就成为了辛亥革命后政治建设的第一次尝试。然而，袁世凯摘取了革命成果，说明了现代政治形态在中国建立并非通过移植就能解决。现代化建设、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对社会组织化有着内在诉求，与传统小农社会的“一盘散沙”特征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为此，需求一种组织化力量就成为了现代政治形态建立的一个工具性前提。

      在清王朝覆灭后，唯一能够具有组织化的力量就是军队，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够摘取革命果实的原因。然而，这时军队却具有很强“私兵制”特征 ，袁世凯去世后，很快就陷入了军阀割据，这就意味着单纯以军队力量建构现代政治形态道路是行不通的。由此，兼具现代性与组织化双重特征的以中国国民党为代表的政党就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通过政党领导人民驾驭军队来建立现代国家的路径，就由中国国民党率先在中国开启。

      然而，自身组织化不足、腐败无能与脱离民众等原因，导致中国国民党无法完成在中国建立现代政治文明，并带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最终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推动了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不断获得阶段性完成。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面向未来的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国形态

      不论是人类历史逻辑，还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逻辑都说明了，中华民族要得以复兴，需要通过建立现代文明才能得以实现，而现代文明要能够得以顺利建立，首先必须以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确立与发展为前提。然而，从历史来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不论是现代文明还是现代政治文明形态来说，都不是内生的，而是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从西方传入的，因此，存在着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相应地，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确立与发展，也同样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共同演绎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价值与内容上采取怎样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政治文明形态，以及在工具与方法上如何将这一政治文明形态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就成为了中国现代文明形态确立与发展的两个关键的任务。经过了长期与多次的历史性选择，中华民族最终选择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身建立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的指导思想，并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其在中国得以落实的组织化载体和行动性主体。

      十九世纪中后叶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内在规律有着整体把握，特别是对人类现代社会与现代政治有着充分研究基础上，所形成的一套对人类社会走向解放与发展的思想体系与行动方案。在价值与内容上，马克思主义不仅包含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政治的合理内核，而且还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而对未来人的解放与发展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是一套具有高度历史感的构建面向未来政治文明形态的行动指南，对于中华民族构建支持民族复兴所需要的政治文明形态来说，就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工具与方法上，马克思主义不仅寻找到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性力量，而且还确立了具体行动路径与实现社会整合的组织化载体，从而为能够将抽象的理论落实到现实的实践，对于解决传统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与现代化建设、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所需要的组织化之间矛盾来说，就具有现实契合性。

      在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帮助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第一次结合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将人民组织起来，取得了革命胜利，实现了民族完全独立与国家基本统一，并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奠定了制度基础、价值基础和组织基础。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再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推动了法治国家建设，发展了党的建设，创新了社会治理，从而达到将人民积极性有效开发出来以推动社会发展，与根据新的发展要求形成了新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实现社会秩序有机统一的目的，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发展，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面向未来的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国形态得以确立。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构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逻辑

      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面向人类社会未来的政治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确立与发展，不仅在价值与内容上，使中华民族通过发展现代化以获得了具有面向未来的文明内涵，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了遵循人类发展与进步方向的内在可能之外，而且还在工具与方法上，使中华民族通过获得领导力量以获得价值与内容得以承载的基础，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了遵循文明建构与发展规律的现实支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完成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任务，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建立与发展，为中华民族建立与发展面向未来的现代文明提供了秩序基础与发展基础。

      面对现代文明冲击，中国古典文明日益崩溃，在失去古典政治文明支撑之后也最终寿终正寝，作为文明体的中华民族也因此走向了衰弱。在构建现代政治文明以支持现代文明建立过程中，作为现代政治组织形式的政党扮演着领导核心角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对传统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的革命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社会制度，完成了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基本转换，从而为面向人类未来的现代文明在中国建立扫清了障碍，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制度性基础。

      为了克服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诉求与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之间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宏观上建立了以国家政权为配置中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微观上建立了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单位社会体制，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组织化基础。为了现代化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内在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并根据市场经济发展，推动政治与社会发展。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同时，也推动了面向未来的现代文明形态在中国发展，使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上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建立与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面向未来的现代文明在中国建立，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既是人类政治文明与文明体关系逻辑体现，也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政治逻辑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