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独特优势使中国大有可为

时光辉

       第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重要战略机遇期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连续30多年保持了高速增长。2013年，中国GDP增长仍然达到7.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展望未来，中国在较长的时期内仍将以较快的增长速度向前发展。这些都为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巨大的市场和外汇储备为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一直极大地吸引着各国投资者。国际上普遍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正在一步步变为“世界上第一大市场”和“世界上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至2013年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82万亿美元、继续位居世界第一。巨大的市场和外汇储备将为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第三，政治体制的优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潜力将促进我国持续发展。从历史和实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制定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发展规划，保持政策的稳定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及时有效抢抓机遇、应对挑战。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确定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改革的不断深入必将进一步释放和发挥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四，国际回旋空间较大，国内没有太多包袱。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双重身份可以使我们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有较大的回旋空间，交到更多朋友，既能发挥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又能在大国合作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从我国国内看，由于总体上发展才刚起步，还没有背上沉重的包袱，后发优势明显，仍可以轻装上阵。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6期）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王国刚

       弄清“城镇化”的真实含义，既需从城镇与农村的差别入手，也需考虑到人们的各项需求满足程度。从消费需求看，2000年实现了温饱型小康以后，城乡居民在“吃、穿、用”等方面的需求已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差别并不特别明显，但在教育、文化、医疗、居住、交通、通讯、体育和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依然差别甚大。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列为民生工程的主要内容，并强调这些内容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此来看，城乡差别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对这些消费需求方面满足程度上的差别。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其中的“人”，不论是以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转移、户籍制度差别和在产业中的就业状况等来界定，还是以人口聚集程度、收入水平高低等来界定，都有失偏颇。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角度看和城乡居民的全面发展角度看，应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从“吃、穿、用”向“住、行、学”升级为基本内涵，相关政策也应以此为基本取向作出安排。如果说温饱型小康主要解决了城乡居民的“吃、穿、用”需求的话，那么，解决城乡居民在“住、行、学”方面的需求，就是实现全面小康在消费结构升级方面的主要内容。与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过程相比，中国新型的城镇化之“新”有三层含义：第一，它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从“吃、穿、用”向“住、行、学”升级为基本导向，因此，这种城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要求，是真真切切的民生工程。第二，它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有明显主动推进的战略性举措，因此，这种城镇化体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建立在认识世界基础上的改造世界的工程。第三，它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展开，不仅是一个资源按照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重新配置的大调整过程，而且是一个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系统工程。（《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3期）

    美国发展模式面临挑战

吴心伯

       首先，美国国内政治面临的挑战显得更加突出。一是政治极化依旧、两党斗争激烈。从深层次看，不管是政府关门还是奥巴马陷入弱势，都反映了美国“否决政体”的弊端。所谓“否决政体”，用美国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说，就是“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国会制衡权力的扩大、两党政治分歧的加剧、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力的上升等，都是导致权力碎片化和整个体制瘫痪的重要原因。政治极化的加剧和“否决政体”的形成无疑不利于美国的发展。其次，美国社会的失范变得突出。在财富的分配机制越来越不合理以及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在下降，整个群体不断萎缩。皮尤研究中心估计，在1971至2011年间，中产阶级家庭的比重从61%降至51%，他们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从1970年的62%降至2010年的45%。与此同时，美国的贫困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扩大。2010年，美国的贫困率达到创纪录的15.1%，并连续三年保持在这一水平。另一方面，自2009年以来，收入增长量的95%都进了占全国人口数1%的最富者的腰包；5%最富裕群体和20%最贫穷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美国统计局自1967年开始监测以来的最大值。美国已成为发达世界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中产阶级的萎缩会导致美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更使人们对美国的价值观和未来失去信心；不平等和贫困的加剧则会危及美国的经济增长，损害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最后，在国际层面，斯诺登事件暴露了美国道德的失范。斯诺登大揭秘向世人展示了美国作为一个“监视国家”的形象，在让世人感到震惊之余，也加深了人们对美国国家特质的一系列消极印象。一是美国对其力量优势的滥用。正如同美国依仗其军事优势频频对外发动战争一样，华盛顿也在利用其科技优势监视全世界，这反映了美国滥用其力量优势的毛病是根深蒂固的。二是美国对世界的控制欲。驱动美国对全世界包括一些盟国领导人的监视行为的，无疑是华盛顿要掌控全世界的霸权心理。三是美国政府的虚伪。美国近年来不断指责中国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把自己描绘成网络黑客的无辜受害者，而斯诺登大揭秘表明美国才是网络世界的超级黑客，美国对中国的高调指责则是“贼喊捉贼”，充分显示其虚伪性。 （《红旗文稿》2014年第12期）

    西方中心论与历史虚无主义一体两面

刘 仰

       西方中心论与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西方中心论是西方对待自己的方式，西方发达国家像爱惜羽毛、爱护眼睛一样珍视自己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对待他人的方式，是西方为自己的野蛮行为辩护的战略工具。西方发达国家不会出现针对自身的历史虚无主义，相反，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敝帚自珍，对自己历史上似是而非的功绩不惜笔墨地大书特书。在欧洲出现的文艺复兴不完全是欧洲内在动力的结果，它的推动力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被西方强烈贬低的东方。对此，总是有人极力否认，英国作家杰克·古迪将这种方式称为“偷窃历史”。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即在工业革命后，强大的西方需要为其种种野蛮行为进行辩护，寻求合法性。西方中心论便与历史虚无主义一起配合，以实现这个目的。西方中心论是西方国家自我标榜、美化，表明自己才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功臣；历史虚无主义则把非西方民族描绘成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毫无建树、可有可无甚至是有害的。于是，西方人侵略、奴役非西方民族就变得天经地义，正当合理。西方中心论构建了“西方在人类文明中绝对领先”的教条，把人种上的高贵、低贱转化为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成为绝对真理，强行改变着世界上与之不同的任何事物。非西方国家则丧失了话语权，长期处于被批判的状态。中国当务之急是立即着手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阴霾，肯定中国五千年来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础。（《理论导报》2014年第5期）

    警惕西式民主陷阱

米博华

       乌克兰危局还没有过去，泰国政坛更加扑朔迷离。从基辅到曼谷，街头政治、广场冲突，动荡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我们得到哪些启示？首先，照搬“西式民主”极可能陷入灾难。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在不同的国家，应有不同的实现形式。而且，在美国和西方的语境下的民主，其实没有客观标准。符合美国和西方利益的、接受其摆布的，那就是民主；反之，则是不民主。从西亚到北非，不少国家陷入“西式民主”的迷狂，非但没有幸福和安定，反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分裂或无休无止的内斗。这说明，不顾基本国情和文化差异，照搬“西式民主”大多水土不服，有时甚至是一种破坏力量。在很多情况下，所谓“民主价值观”，已经成为某些国家霸权和新干涉主义的一个大棒。其次，“街头政治”往往导致内乱甚至内战。从西亚北非到乌克兰、泰国，无一例外被引入“西式民主”歧途——街头政治，从集会游行逐步升级到武装冲突。而这些国家街头政治的台前幕后，大多有美国和西方势力参与。只要各种政治势力对政治分肥不满，就煽动老百姓游行示威。阵势越大越好，冲突越激烈越好。善良的老百姓一旦被政客们绑架，很难在动荡的政局中保持理智，宪法、法律、秩序，一概荡然无存。街头政治，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什么理由，都不会有好处，只能使国家和人民陷入更深重的灾难。再次，“选举政治”极易成为政客操控的游戏。选举是实现民主的一种形式，其本意是最大限度反映民意，让老百姓作出选择。然而，某些“西式民主”正逐步背离选举的本义。一方面，为了拉票，“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各种许愿承诺画大饼，而实际上却是一堆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之后，许愿承诺就会被抛诸脑后。另一方面，为了胜选，一些政客奉行实用主义，不诚无信，搬弄是非，操控选情。是为了自己执政，还是为了老百姓利益？这才是西方选举政治无法回避的真问题。回看这些年来在有的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又不无感慨：庆幸中国一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则，能有国泰民安的日子吗？对西式民主的陷阱保持高度警觉，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中国的和平崛起。（《人民日报》2014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