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周瑞金

　　20多年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刚跨进第一个十年，就遭遇到国内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而且几乎同时，东欧与苏联也相继爆发改旗易帜的政治风暴。面对国际的制裁和汹涌而来的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诋毁、诅咒、攻击的舆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困难重重，经济发展很快下滑，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国内外风云突变、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以其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超凡魄力、勇气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突破国际国内的重重阻力，排除种种干扰，强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应对西方国家的制裁上，邓小平既严肃坚持国家内政不允许任何人干涉的原则，又主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外交斡旋

　　在应对西方国家的制裁上，邓小平同志首先重点抓住美国总统布什做工作，既严肃坚持国家内政不允许任何人干涉的原则，分清责任，明确是非，同时又非常主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外交斡旋，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矛盾、化解分歧、协商解决存在的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与英、法、德、日、意、加等七国发表政治宣言“谴责”我国，并宣称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支付世界银行贷款等制裁措施。1989年6月21日，邓小平收到美国总统布什来信，信中提出要派总统特使秘密来华与他面谈。邓小平马上抓住时机第二天就复信布什，表示欢迎总统特使秘密访华。

　　7月2日，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时任国家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一到北京，邓小平立即会见，且坦率地对他说：“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

　　7月28日，邓小平再次收到布什来信，信中感谢邓小平接见特使。同时，布什又把中美关系发生困难的责任推给中方。邓小平在8月11日复信布什，指出“解铃”还需“系铃”人。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其后又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很大范围内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解决，“我希望这种情况早日改变，相信布什总统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中央领导集体内部再三强调，“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在谈到对待国际形势时，他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接着，邓小平同志开展了频繁的、多方位的会见斡旋活动。他于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他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

　　11月10日，邓小平又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并指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

　　11月15日，邓小平在回复布什总统11月6日来信中指出：我一直把你看作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就在这年年底的12月10日，邓小平高兴地会见了公开访华的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

  三个多月后，曾经于上世纪20年代初，在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到苏俄投资办厂的美国企业家哈默博士，以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身份来到中国，在山西谈合资经营煤矿的大型项目。1990年3月3日下午，邓小平高兴地会见了他，热情地赞扬他有政治远见，否则不会在国际制裁情况下采取到中国搞合资经营煤矿这样的行动，希望这个合作项目成为中美经济合作的最好的典范。邓小平说，国际上还没有取消对中国的制裁，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制裁没有什么用处。世界上像你这样有远见的人多的是。当哈默博士谈到如同当年列宁所处的年代那样，中国需要更多的商人，列宁拯救了苏联，邓小平拯救了中国。这时，邓小平谦虚地回答：“我同列宁不能比，列宁的形象是高不可攀的。”

　　1991年是改革年，不曾料想这一年却变成了改革的争论之年、交锋之年

　　邓小平同志在积极处理国际制裁问题的同时，严肃认真地应对国内的复杂形势。当时，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苏东波”的教训。有人提出，要加强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和斗争。那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城市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公然提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他们还说什么和平演变最严重、最危险的是在经济领域，要对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举措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这样，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许多政策、措施，被指责为搞资本主义而遭到清算。

　　就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面临“向何处去”的严峻考验时，邓小平同志说话了。他找第三代领导集体谈话，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一个是要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他说，在风波中，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口号是要打倒改革开放的，所以改革开放是得人心的。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这是他第四次在上海过春节。与前几次他来上海过春节的住地是西郊宾馆、同家人一起颐养天年不同，1991年春节，他频频外出视察、参观，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谈话。

　　在此期间，朱镕基同志亲自动手，记录整理了邓小平视察上海的多次谈话。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着重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991年初，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朱镕基传达了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精神。

　　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已经察觉到，在当时国际大形势和国内政治气氛下，如果不坚决推动改革开放，不加快经济发展，再走封闭僵化的回头路，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人民是没有福祉可言的。

　　从2月12日开始，笔者找来评论部的凌河和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同志，提议三人合作写几篇署名文章，宣传邓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结果，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

　　当时对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正面反映是主要的，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我们原来期望1991年是改革年，不曾料想这一年却变成了改革的争论之年、交锋之年。而争论和交锋的中心内容，始终是围绕改革开放的性质、市场经济的取向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本人展开的。

        不顾88岁高龄，亲自视察南方，发表南方谈话，重新凝聚国内的改革力量

　　据说在1991年就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有一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着1991年发生在我国的这场思想交锋。

　　从1989年到1991年，邓小平多次在内部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话，而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是从1991年这一年的争论和交锋中他看得出来，皇甫平的文章完全是在宣传他的思想，竟然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对的声音、遇到那么大的阻力，尤其是批“经济实用主义”、“庸俗生产力论”，那是直接冲他而来的。如果他再不走到前台发话，就很难直接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了。

　　邓小平在冷静地选择时机。进入1992年，中央开始酝酿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的主题，酝酿十四大领导班子的组成。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关键的政治时刻，邓小平不顾自己88岁高龄，亲自视察南方。1992年1月17日傍晚，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谁也没有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并带动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

　　从1月18日抵达武昌邓小平发表谈话开始，到2月21日回到北京止，历时35天的南方之行告一段落。一路视察，一路纵论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发展是硬道理，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向全世界公然宣告，中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

　　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坚定统一的价值观。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解决了改革的深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南方谈话，重新凝聚国内的改革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作者系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