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中国的制度优势

胡鞍钢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竞争，而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本质上是国家制度竞争。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美国欧盟同时期比较，国家治理绩效最好，国家治理能力最强。这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也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创新。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来源不同。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总统制、国会制等，但都失败了，因此中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第二，国家治理基本制度不同。美国欧盟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是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制度比较看，中国的制度体系更年轻、更具活力、更具变革性；相反，美国的制度体系更年久、更稳定、更具保守性。如果比较一下美国宪法与中国宪法制定的时间，先后相差一百多年；而中国宪法的修正频率（几乎每五年一次）远高于美国，这显示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第三，国家治理基本手段不同。美国欧盟是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强调“两只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条腿走路就比一条腿走路的竞争者走得快。比如，中国不仅有国防和军事战略，而且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战略；而美国只有国防和军事战略，却无国家发展战略，只关注“大炮”，军费开支占了世界比重的40%，在全球过度军事扩张，也成为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第四，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不同。美国欧盟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没有明确长期目标的，无论是它们的宪法还是施政纲领，都没有明确的表述。中国则大为不同。我们的《党章》表达了长期目标，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今天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经过60多年的实践，已经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从而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进步。（《经济导刊》2014年4月号）

    国有经济具有特殊重要地位

何自力

      第一，国有经济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中国是现代化的后起之秀，加快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最重大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挥了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有经济在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基础设施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可以说，没有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延缓，人民的共同利益就得不到根本保障。第二，国有经济发展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公平与效率、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统一。国有经济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使劳动者直接支配生产资料，从而使支配个人劳动产品成为现实；国有经济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人，为了自身利益共同进行生产和经营，增进了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有助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三，国有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家竞争力。中国的国有经济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是与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而存在的，这个物质基础和生产力条件就是重工业化和加工制造业。中国是工业化的后来者，工业化起步虽晚，但是发展速度很快，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多年所走过的道路。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资金密集型产业为骨干、技术密集型产业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格局，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竞争力。中国建立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国有企业的身上。中国国有企业经济实力雄厚，运营规模庞大，组织体系严密，人力资源丰富，管理制度严格，是最适合三种产业类型有机统一、协同发展的经济形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5月上）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坚定走自己的路

田文林

        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从哲学上看，没有脱离特殊性而单独存在的普遍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政治制度必须与国情结合才会有生命力。中国的政治制度正是植根于中国的特定土壤之中。近代以来，中国经过千辛万苦的探索，终于找到一种适合自身的政治制度。在国体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说得很明白：“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与只知道强调程序合法性却掩盖阶级属性的西式民主相比，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理论阐释透彻得多，实在得多，因而也理直气壮得多。在权力组织方式上，中国采用议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强调党政军一元领导。这种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中国正是凭借这种政治制度，从传统农业国变成能够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的工业化国家，如今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逊于西方民主政体，反而比西方政体更具优越性。正是这种对西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挑战，令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如此恐惧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苏联解体后，境内外反华势力又开始“忽悠”中国，试图让中国实现西式民主改革，借此削弱和解体中国。因此，尽管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如实现任期制、差额选举、村民自治等，但在西方战略家眼里这些都不算数。说穿了，在他们看来，只有将中国共产党“忽悠”下台，中国才算实现“民主化”。但中国党政结合紧密，就像血与肉一样融合生长。如果按照西式民主进行改革，实行党政分开，乃至任由将共产党选举下台，就意味着整个国家要将骨头与肉硬生生切割开，中国势必将重蹈当年苏联解体的命运。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政治安全”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政治制度不是不需要深化改革，但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应该是增强“三个自信”，巩固和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不是改旗易帜，走西方民主道路。（《海外网》2014年5月5日）

    理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三条主线

刘书林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已经成为扭曲科学历史观的重要因素。综观它在中国的表演，可以梳理出其三条主线。第一，反对和否定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甚至反对和否定近代以来的一切革命。他们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他们批评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否定五四爱国运动。在他们眼里，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民大众及其领袖人物，浑身充满了错误和罪过，应该被打倒，昔日革命对象身上倒是具有值得挖掘的闪光的东西。第二，反对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一切建设实践和成就。他们否定指导新中国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个别人甚至把他们都打成所谓“极左教条”，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他们还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歪曲和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无视它的本质和主流，硬是把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他们把发生在新中国历史上的个别事件加以丑化，罗列起来，以个别事件和“细节”，否定历史进步的洪流；以某些个人的所谓“口述”和“回忆”，推翻人民翻身得解放的伟大历史变革，等等，不一而足。第三，反对和否定共产党的领袖和代表人物。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通过否定毛泽东，试图达到否定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目的。有些人虽然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还是要抓住他的一些错误，破口大骂其“罪恶滔天”。这是目前最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辞，反映了他们在历史评价方面的精神分裂症。（《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23日）

    普世价值观已成美国的强权利器

米博华

        航母、核潜艇与普世价值观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新出炉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却显示出两者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美国参联会主席依据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在美核心利益中，应对6项国家安全利益负责，其中一项就是“保护和宣扬普世价值观”。有没有普世价值观，什么是普世价值观，这可以撇开不论。问题的实质是，这个概念一经纳入外交和军事范畴，一定是变味的。比如，国家无论强弱大小，都应一律平等。可现实却让人费解。美国和日本几十年前就划定了各自的防空识别区，从未征求相关国家意见；而中国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就被诬指为挑战国际秩序。“平等”这一普世价值观在这里不灵了。其实，所谓普世价值观在某些国家那里一点也不普世。换言之，对自己有用的和有利的，那就是普世的；对自己没用的和不利的，那一定是不普世的。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一个不变的信条就是：“强权即公理。”也就是，对普世价值观的界定和解释，并非基于人类共同的良知和准则，而是炮舰。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窃密者、中国网络的头号攻击国，这个强权者美国，长期贼喊捉贼，最近竟蓄意捏造事实起诉中国5名军官，公理何在？旧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新干涉主义浮出水面。穿的是新鞋，走的却是老路。和赤裸裸的炮舰政策相比，意识形态武器隐晦而含蓄，显得理由更高尚，如，变干涉为渗透，变颠覆为演变，变对抗为遏制。但结果是一样的：听命美国和西方的，就符合普世价值观，反之则不符合。“说你民主就是民主，不民主也民主；说你不自由就不自由，自由也不自由”。被西方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被搅得内乱不已，民不聊生，就是明证。占领道义制高点，充当普世价值观的传道士，是一些国家一贯的外交战略。这与其说是个意识形态问题，倒不如说是一种外交和军事手段。由此，或许可以得出两点认识：其一，不少被普世价值观的迷药弄得失去自我的国家，往往始于对民主自由的盲目崇拜，而结果却是分裂、战乱、贫困和被肢解。其二，普世价值观的宣扬，已经和强权政治沆瀣一气，成为新干涉主义的利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5月21日）

    美国霸权在衰落

余 丽

       第一，权力霸权：相对削弱且呈现进一步加大趋势。经济实力是一国获取权力的主要资源。国际金融危机不仅进一步加速了国际体系中权力流散与转移的进程，也加速了北方国家群体性衰落和南方国家（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趋势，这是自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国际权力第一次出现了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逐步转移，其中最显著的是美国霸权衰落加速、中美之间的权力渐进转移趋势加快。第二，制度霸权：美元霸权地位衰落且美国对国际组织控制力减弱。美元霸权衰落，美国对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力及影响力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对货币提款权进行了调整，美元的权重由44%降至41.9%，欧元的权重由34%升至37.4%，英镑的权重由11%升至11.3%，日元的权重由11%降至9.4%。美元霸权是美国制度霸权的基石，美元的独霸地位已呈现下降趋势，美国对国际政治组织的控制力及影响力下降。第三，文化霸权：观念层面的向心力减弱。当前，美国文化霸权在世界的向心力有所减弱，这相对地削弱了西方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垄断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霸主，加强了对国际事务干预的力度。2003年，未经联合国授权便入侵伊拉克，其后插手利比亚问题至今。美国实施“新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干涉别国内政、无视他国主权的行为，遭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中东伊斯兰文化盛行的地区，反美浪潮高涨，甚至对美国文化产生了敌对心理。（《红旗文稿》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