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郑若玲

      高考一直是我国教育领域最重要的话题，是每位考生命运际遇最重要的拐点。几乎每年的高考季节，都会上演一场“高考世界杯”决赛，赛场一边是高考“砖家”，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对高考进行一番或无情、激愤或戏谑、嘲弄的“拍砖式品评”；另一边是高考“粉丝”，对高考持“无高考毋宁死”的捍卫态度。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众像中国百姓一样对高考有如此五味杂陈、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更不见哪个国家的政界像中国政界对高考如此“青睐”，如此深涉。

      分数：沉重的“镣铐”

      高考自1952年建制以来，在我国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是“文革”后高考的恢复，不仅为当时人才奇缺的各个领域“抢救”和补充了大批专门人才，更成为社会“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使“文革”时期混乱不堪的中国开始由乱而治。如今以及在可见的未来，高考仍是高等院校选拔新生最重要的途径，高考改革也仍是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内容。

      然而，最重要不等于唯一。以往教育领域出现的许多负面现象或问题，如“片面追求升学率”、学业负担过重等，都是缘于我们错误地将高考这一“重要”途径践行成“唯一”途径。高考坚持改革几近三十年，但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且随着社会竞争与教育竞争的加剧，有些问题甚至有恶化的趋势。诚然，将所有教育与社会问题都怪罪于高考，显然有失公允，但我们又不得不正视它对中小学教育产生的强大指挥与牵制作用。造成这些负面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高等教育入学渠道与录取依据过于单一，几乎所有社会竞争和教育竞争的重压最后都聚集到高考上，高考背负着太大责任，被寄予了太多希望，因此成为许多考生精神世界的“不能承受之重”。有关高考改革的诸多美好设想乃至已出台的政策也多言易行难，不少改革因一些关键环节无法解决而流于形式或无疾而终。

      我国高考主要采取的是笔试形式（除外语科目有少量口试），局限性显而易见。高考再改革，也只是人才考核众多手段之一，无法据此对考生素质和能力进行综合考核与评价。单一的考核手段与录取标准，造成“凭分取人”、“分分计较”，既不科学也不公平、既不综合也不多元，成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目标实现之瓶颈。

      2010年7月，政府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纲挈领地提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分类录取”的高考招生改革目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要求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出要“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为近期的高考改革指明了方向。

      从近十年的高考改革实践看，分省命题、自主招生、新课改高考、阳光工程、平行志愿等新鲜词，一个接一个冒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有关高考加分、考试科目与分值调整等新政又密集重磅推出。笔者认为，下一步的考试招生改革，应将重心移至人才评价多元化与招生录取多样化的改革。

      高考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加之深受社会环境与教育传统之影响，毋庸讳言，“科学、公平、自主、分类、多元、综合”十二字，在短期内几乎是一个难以企及的考试招生改革目标，需要假以时日。但在某些领域、一定范围内推动人才评价与考试招生改革，完全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笔者认为，深化人才评价与招生录取改革，自主招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自主招生改革已经试行十余年，且行且新、渐成共识，充分说明这是“大一统”高考中一项行得通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创新。享有高度的招生自主权也是世界一流高校办学的普遍特征。自主招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试点高校选拔优秀生源，而且在于对高考多元化与多样化改革探索的有力推进、在于对素质教育及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目标的有效践行。

      遗憾的是，囿于陈旧的人才观念以及外界对公平公正性质疑的困扰，自主招生改革一直难以摆脱“分数优先”甚至“分数至上”之窠臼，选才标准仍“唯考分是从”。仅凭分数评价人才显然有失偏颇，从某种角度看也不公平。公平的实质并非“一刀切”式的整齐划一，而是使真正的人才各得其所、各尽其能，都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今后的自主招生改革，应该在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制定出更加多元、多样的政策，使《规划纲要》提出的“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得以真正践行，并将中小学教育有效引导到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