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数百万考生将迎来改变命运的重要时刻。与此同时，高考也在酝酿重大变革。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

      一时间，公众对于高考改革的关注不断升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其中，“分类招考”“学生考试多次选择”“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学校依法自主招生”等描绘出了高考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框架。

      高考制度是我国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重要渠道，也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对于广大学子而言，现行高考制度中“分数公平”的原则，为他们提供了最可把握的机会之窗。然而，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陷入困境。因此，高考改革势在必行！

      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人们又不免担心：分类招考能否实现人才合理分流？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如何做到客观公正？高校自主招生怎样预防腐败？中西部贫困地区和农村学生会否更显弱势？带着这些问题，半月谈记者近期在东中西部13个省、市进行了深入调研。

      高考改革渐行渐近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制度不断探索，为国家选才、学生成才、社会用才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其公平性与权威性得到了社会认可。然而，因“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等弊端日益凸显，现行高考已不能完全适应国家人才培养的需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正走向前台。

      应试教育愈演愈烈

      大别山深处的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在地图上难以找到，却因为高考而远近闻名。2012年，9000多名学生从毛坦厂镇走向高考考场，本科上线率超过90%。2013年，在毛坦厂镇参加高考的学生达到1.1万多人。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毛坦厂镇的毛坦厂中学。在这所学校内，学生们每天从早上起床到晚上放学，除了吃饭和短暂的午休，有超过16个小时在学习看书，不少学生晚上下自习后还会继续熬夜读书。学生不能迟到，不能早退，不能上网，否则就会检讨，严重者将被开除。为了让学生安心学习，政府关掉了镇上几乎所有娱乐场所，这里找不到网吧、KTV……

      在当前“按分录取”的高考模式下，毛坦厂中学成绩不小，同时也成为教育走向应试化极端的典型。在全国很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像毛坦厂中学这样的“超级中学”还有很多。在河北衡水中学，学生同样过着每天朝五晚十的生活，就算是站在操场上，每个学生手中也都拿着书本在朗诵，争分夺秒。

      “今生只为高考狂，冲进重点孝爹娘”“不苦不累，高三无味；不拼不搏，高三白过”……很多学校用近似传销式的心理暗示，以呼喊口号等方式不断给学生强化、灌输“高分”意志。

      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学校成为“高考梦工厂”，学生则变成了“考试机器”，自身的兴趣爱好无从培养，反复强调的素质教育在高考面前“黯然失色”。加之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带来的种种问题，幼升小、小升初压力剧增，幼儿教育小学化、小学教育中学化，考试压力下移，高考指挥棒下应试教育愈演愈烈。

      “内忧外患”夹击下的高考

      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全国高考人数已经从2008年顶峰时的1050万，连续5年下降，跌至2013年的912万。高考总人数的变化，客观上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基数变化密切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高考弃考人数不断增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2010年，他在对比各地高三学籍人数与高考报名人数之后测算出，全国大约有80万名学生弃考。2013年，这一人数大约在100万人左右。

      弃考学生中，绝大部分人选择了直接就业。而由于缺少必要技能和学历，这部分人往往在低端岗位中徘徊。与此同时，全国高职高专院校的招生形势普遍吃紧，技能型人才选拔和培养陷入困境，致使很多技能型企业纷纷“喊渴”。

      另一部分弃考学生则是遭遇海外顶尖院校“掐尖”。北师大附中高三学生小赵是老师口中的“牛娃”，考取国内名校完全没问题。但高二这年，她感到应付国内高考全是死记硬背、机械化做题，个性和爱好都被迫放弃，于是转入国际部。如今，她已经向普林斯顿、宾大、哥大等15所世界名校递交了申请书。

      在国内高考一考定终身的环境下，对分数的绝对追求限制了学生兴趣爱好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高考时更注重根据分数选学校，而不是从自身兴趣出发选专业，专业错配率高。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介绍，有调查显示，大学新生对专业的满意度（非常满意和基本满意）本科为32%、高职为35%；而对专业“很不满意”的则分别占30%和27%。“现行录取机制是造成低满意度的重要原因。”

      中国教育在线最新发布的《2014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2005～2006学年至2012～2013学年，我国赴美留学人数增长了约三倍，其中研究生留学人数只增加一倍左右，本科及以下是增长的核心。

      杭州外国语学校教务处主任倪江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的教育已经站到了与国际教育同台竞争的舞台。这些家庭和学生的选择，是在‘用脚投票’，倒逼我们的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包括高考制度，必须与国际接轨。”

      从“分数公平”到“发展机会均等”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为高考改革指明了方向，再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今年初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此次高考改革的基本导向和构架已经初现端倪。

      在采访中，教育工作者普遍认为，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重要使命，就是通过系统综合的改革，更加科学公正地选拔人才，实现“发展机会人人均等”，逐步建立更高层次的公平。

      首先，通过分类考试，实现人才合理分流。教育部副部长鲁昕3月中旬表示，我国即将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将分为技能型人才高考和学术型人才高考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技能＋文化知识”；第二种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即学术型人才的高考。

      其次，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复旦大学招办主任丁光宏说，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SAT考试（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一年考7次，考生可以最好一次成绩申请大学。通过减少科目，增加考试次数，可以避免一考定终身，相对减轻压力。

      最后，在考试改革和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学校依法进行自主招生，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王战认为，从“单一”到“多元”的综合评价录取机制应该指向“三位一体”：一是让统一高考成绩从唯一标准变为“标准之一”；二是让高中学习过程与高考“挂钩”，在录取标准中导入高中阶段学业水平成绩；三是通过建立学生道德素质、志愿服务、课外活动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实现高考录取刚性标准与多元评价的结合。

      “本次高考改革旨在从‘以分取人’的终结性评价转向因材选人的过程性评价，促进高校因材施教，同时优化素质教育的指挥棒。”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

        分类高考如何实现人才分流

      我国每年高职院校招生数量约占高考招生总数的一半，但现行高考既要为学术型高校选才，也要兼顾高职院校招生，对不同取向的考生无法做到公平对待。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前不久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学术型、技能型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让部分孩子提前“松绑”，不再“陪考”。“两类高考”怎样引导“因材施教”？能否实现“人才分流”？

      职校学生在“陪考”

      我国每年高职院校招生数量约占高校招生总量的一半，其中相当一部分愿意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本来没必要参加本科院校选拔学生的统一高考，却因没有其他选择而成为“陪考”。

      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郑文说，我国每年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约1700万人，呈现出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对困难、职业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企业对高技能人才普遍“喊渴”。

      宁波远成石化电力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刚曾为了车工岗位，三次跑到武汉招人。他说，真正高技能的人才，企业需求缺口比较大。目前本科高校培养人才偏重理论，动手能力不足。普通的中职学校学生，具有一定动手能力，但理论储备又显得不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适用人才奇缺。

      由于目前从中职、高职到应用型本科的职业教育上升通道不畅，加上社会对技能型人才“低看一眼”，导致许多适合走职业技能发展道路的学生仍然挤在高考“独木桥”上。

      广东每年有75万名中职学生毕业，而有机会升入高职的学生只有5万名。与此同时，从高职到应用型本科的上升渠道也非常狭窄。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招办主任李红说，学校在校生1.2万人，每年报考专升本的学生有500人，能考取的仅200人。

      “加剧歧视和不公”成隐忧

      通过推进分类招考改革打破高考“独木桥”，建立内容、形式、考试时间、录取与普通高考相区别的高职入学考试，畅通两类教育、两类人才互通共升渠道，是大多数高职院校未来招生的潮流和趋势，也是各地教育界人士的共识。

      然而，不少高职院校也担心，如此泾渭分明的分割可能进一步弱化职业教育的地位。广东职业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劳汉生说，高考改革的核心词是分类招考、注册入学。这里面可能隐藏着一个逻辑：后进生才上高职。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处处长穆学君说，虽然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都是考不上本科的学生，但与本科线差距不大的孩子素质也是不错的。他担心以后不参加传统高考进来的学生素质会有所降低，使职业教育的地位更加边缘化。

      许多老师和学生的想法也印证了穆学君的担忧。广州市增城区派潭中学高二班学生谢海玲说：“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名牌大学，但既然上了高中，大家肯定还是要拼本科的，实在考不上本科才会选高职院校。”显然，在高学历依然代表高就业机会的社会背景下，只要不是对上本科“彻底绝望”的学生，很少愿意放弃统一高考而直接选择高职。

      而对于“文化水平＋技能测试”的技能型高考，沈阳市第五中学校长金巍松担心，普通高中生几乎没有学过任何技能，他们怎么参加这种技能型高考？这种教考的断层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不能把人的发展格式化”

      一些专家认为，分类招考的目的是引导更多孩子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希望读普通高中的孩子走学术型教育之路，选择读中职的孩子走技能型教育之路，两条路可并行发展，交叉互补。

      目前浙江省高职院校除了统一高考之外还有多种招考方式：一是“语数外+技能”的统一技能高考；二是高职院校自主招生；三是面向中职学生“语数外+专业基础课”考试；四是高职院校部分专业“语数外+技能”的单考单招；五是定向就业的现代学徒制招生。浙江省教育考试院院长孙恒说：“通过多种通道搭建‘立交桥’，可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职院校的招生需求。”

      穆学君建议，应进一步扩大中职学生升学的比例，做好中高职教育的衔接，吸引更多中职生上高职。切实提高高职教育的教学质量，吸引更多中职学生向上发展。

      同时，进一步完善职业院校多种录取方式，包括高职自主招生、高职面向中职的单考单招等，并开展高职和应用型本科联合办学等。在从严把关的前提下，让少数专业确有特色、办学确有实力的高职向应用型本科发展，进一步打通职业教育上升通道。

      “不可人为强制分流，要保留学生的选择权。”广东省政府督学钟院生认为，无论中职还是普高学生都可以选择报考普通或技能型高考，中职学生达到一定水平可以参加普通高考，考不上的可以回头读高职，高职学生也可以升本科。“不能把人的发展格式化，所有的路都要修通，而不是堵死。”

       学生素质如何科学评价

       打破“一考定终身”，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而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是此次高考改革的重要取向。在采访中，相关专家和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应进一步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学考”）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使其逐步成为高校录取的参考依据，进而将高考从“按分录取”的单一评价模式，逐步变为综合考评的过程评价。但对这两项改革的具体操作和可能面临的诚信风险，社会公众也普遍存在担忧，认为改革应稳妥推进。

      “学考”增份 破局“一考定终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决定还提出，“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按照这一改革思路，涵盖了几乎所有高中文理科目的“学考”，重要性将明显提升。

      “‘学考’成绩导入高考录取依据，将分解现行统一高考承载的过多评价功能，对学生一次性的终结评价将变为过程性的多元评价，从而打破长期以来‘一考定终身’的坚冰。”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黄友文说。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同一所高校的不同专业，可以设定相关‘学考’科目的成绩‘门槛’作为录取基础，高校可以根据自身专业定位和目标来选定自己的学生，进而提升招生自主权。”

      在广东、浙江等地，近年已经在探索“学考”升级之路。浙江省教育部门把原先的高中“会考”升格为比较规范的学业水平考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孙恒介绍，“学考”由省级组织，采用与高考同等的标准化考点，一年两考，每次全科开考，考生每科可参加两次考试，取最好成绩。

      在此基础上，2011年，浙江省启动试点高校的“三位一体”招生模式：统一高考成绩仅占录取依据的50%，高校面试成绩占30%，高中“学考”成绩占20%。目前试点高校已从最开始的两所扩大到34所，年招生人数从200多人扩大到3000多人。

      “与传统模式相比，‘三位一体’选拔的学生与专业实现了较高的匹配度。”浙江工业大学招办主任金晓明认为，这些学生虽然统考成绩不一定最顶尖，但在学习研究、社团活动、创新能力等多个方面显示出比统招生更强的能力。例如，工商管理专业2011级学生小徐入学时统考成绩低于传统招生录取线20分，列倒数第一，但入校后表现优异，大二时专业绩点已居第一。

      综合素质评价须可信可用

      除了“学考”体现学生平时成绩和学业特长等，本轮高考改革的一大关注点还包括，建立完善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以进一步打破应试教育坚冰。

      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说，当前中学教育倡导的一些教育教学活动，不能通过成绩反映出来，如学生参加过什么样的社会活动，写过什么样的调查报告、论文等，如何通过改革，进一步发挥评价的导向功能，使学校改变教学方式、管理办法，引导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个性和特长发展，值得期待。

      高中新课改十年来，我国各地初中、高中都建立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但大多由老师根据学生平时成绩进行简单评价，主要作为高中毕业合格的依据，“千人一面、记述雷同”现象十分普遍，高校招生几乎无法参考。

      记者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张庆中学看到，“该同学表现良好”“该同学成绩优异，有责任心”“该同学学习认真，团结同学，热爱劳动”等评语频繁出现，从中看不出学生间的个性差异。

      对于“具有弹性”的综合素质评价如何进行，使其避免雷同又有较高的可信度，公众深表担忧：学生申报，老师来核，能否保证不掺假不出错，能否确保没有“猫腻”？有家长认为，在当前人情社会和诚信堪忧的现实下，这样的设想似乎有些不切实际。

      清华附中去年底研制出“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积分系统”，内容包括承担社会工作记录、个人成长记录、个人奖励记录等6个模块数十个项目内容，所有记录均为客观写实，重在体现学生过程性、发展性评价。在“学业综合评价记录”模块，淡化考试分数，重在反映课堂表现、提交作业情况、出勤情况等客观内容。

      “注重写实记录，是促进综合素质评价可信可用的方向”，复旦大学招办主任丁光宏建议，“老师评、学生互评难以真正做到客观，如果将来只是写实性记录，参考价值会更大”。

      预判改革风险 防止顾此失彼

       在采访中，基层教育工作者对加强学业水平考试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建设，使其成为高校录取依据这一改革方向表示认可，但对具体操作中的公平性表示担忧。

      首先，文理不分科后，增加“学考”分量，学生将来要做到各科全能，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可能会选择多次参加“学考”，加上综合素质评价，学生要培养各类文体特长，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这些必然会投入更多精力，3年高中生活势必负担更重。

      其次，如何确保公平依旧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方面，“学考”和综合评价的重要性提升，其自身机制也要更加完善。有专家建议，目前“学考”的组织形式参差不齐，为保障其公平性和安全性，未来应全面升格为国家教育考试。

      另一方面，多维评价体系的建立，意味着对学生的素质要求会进一步提升，基础教育薄弱、素质教育土壤贫瘠的中西部贫困地区，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素质教育可望而不可及。有贫困地区的教育工作者担忧，当地连合格的音体美老师和必要的器材都没有，学校、家庭对开展社会实践也缺乏指导和支持的能力，在综合素质评价的竞争中，这些孩子恐怕会越来越弱势。

      最后，如果外语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所有科目一年两考，加上技能型和专业型两次国家统一考试，繁重的考务负担对基层的组织能力、考试安全、风险控制等都提出更高的要求，稍有操作不慎，就容易出现泄露、舞弊等问题，直接损害高考改革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目前的高考，社会各界都将其当做头等大事，党政部门重视、警地双方协同、社会各界保障，甚至以部分社会功能“暂停”为代价，确保考试秩序与安全总体平稳。基层教育部门担心，改革后，考试的频次大为增加，每次都靠“总动员”的形式不太现实，而作为组织考试、监督管理的主力军，各地招考机构力量薄弱、职能不清，也面临着“小马拉大车”的尴尬。

      总之，“学考”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改革，直接触碰到公众对高考最敏感的“公平”神经，因此，在改革过程中，要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分类逐步推进，对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提前预判，防止顾此失彼，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自主招生如何确保公正

      高校依法自主招生是此次高考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自主招生制度与建立完善的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综合素质评价等改革举措相辅相成。自2003年初创至今，自主招生一直在争议中前行。去年底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腐败事件曝光，为这一举措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资源、权力集中但监管缺位的高校自主招生，如何预防腐败、确保公正，是本次高考改革必须直面的问题。

      权力缺少监督 高招腐败堪忧

      自2003年教育部发布通知在22所高校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以来，迄今已有90所高水平大学开展自主招生，年招生规模约2万人。去年底，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招生腐败”被查，不仅引发了公众对高校招生公信力的质疑，也为新一轮高考改革如何推进自主招生提出了拷问。

      事实上，自主招生汇集了浪费社会资源、增加考生负担、存在权钱寻租空间等各种担忧。多所中学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自主招生增加了“裸考”难度，压缩了非学校推荐、无竞赛获奖学生进名校的机会。

      “招生领域是教育腐败的高发地带。”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在试点自主招生的过程中，高校获得了教育部门给予的一定自主权，但自身的治理结构却没有进行相应调整，依旧实行行政治校，行政权力可干预招生过程，一些高校的行政领导没有履行改革责任，却把自主招生作为高校的“办学资源”，以此谋求利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自主选拔权力的扩大，部分高校教育工作者也存在着“又爱又怕”心态。一位高校负责人表示：“如果给学校自主权，来自权力、金钱和人情的压力很难扛得住。”

      自主招生不可因噎废食

      尽管饱受争议，但相关专家和基层教育人士均表示，自主招生的出发点符合教育改革目标，不可因噎废食，必须在扎实做好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高校招生自主权改革。

      客观上，11年的自主招生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高考成绩作为唯一评价依据的招生录取模式。一些高校开展的生源跟踪调查显示，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显示出优于传统高考录取学生的学习潜能和学业表现，改革初步实现了招生与人才培养的“正向”挂钩。不以分数论英雄的意识开始形成，长期以来倡导的素质教育逐渐得到重视。

      “自主招生仅是腐败的出口，恶的根源不在自主招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我国现在的高校招生类似于当年的价格双轨制，当时出问题不在于有了市场，而在于行政主导的计划体制下人为操纵市场，或市场作用的空间太小；现在自主招生出问题同样也不在于有了自主权，而在于这种自主权依然是以计划体制为基础，缺乏监督机制，容易受到人为影响。

      储朝晖认为，近期出现的招生腐败案件不能说明需要停止自主招生，而是说明了应该尽快进行配套改革，完善相关制度，让学校组建专业团队实行真正的自主招生。

      强化监督，以公开促公正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高校自主招生中，公示项目最多的省市只包括７项，即考号、姓名、性别、科类等，这些信息公众根本无从监督，而最关键的学业成绩、笔试成绩、面试评价等，反而不在公示之列，暗箱操作的空间由此滋生。

      “内部指标不公开，制度空间缺乏监管，保送加分暗箱操作，行政权力介入招生，且难受制约，焉有不出问题之理？”熊丙奇说。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熊庆年认为，公开是自主招生最基本的保障，公正主要体现在招考程序过程中，目前除了高校自律，尚未引入第三方监督评价机构；公平问题的解决需得益于整个教育体系和制度的完善。

      高校作为自主招生的主体，既要“给权”，也要“定责”。受访专家普遍建议，当前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明确招考分离，有效遏制自主招生中的权钱寻租、违法乱纪现象，完善诚信体系建设、守住公平底线。

      一方面，在总结高校试点的基础上，建立确保自主招生阳光公正的严规细则。例如考生信息全公示；面试专家随机抽签，手机关闭、全程录像；邀请家长和社会机构进行第三方监督等。

      另一方面，对不诚信乃至违法乱纪现象“出重拳”。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黄友文表示：要明确自主招生作弊等于高考作弊、从严处罚，例如取消有关高校的自主招生资格，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等。

      专家表示，赋予高校更多自主权的初衷是为了避免“一考定终身”，但多元化选才的自主权要与责任相匹配。只有改革方案更完善，制度设计更严密，才能有效遏制权力寻租的空间。为此，必须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教育改革，才能为自主招生创造更加健康的环境。

        当为农村孩子托起希望之梦

      ——“状元县”会宁的高考改革焦虑

      高考不仅是一项考试，而且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过去30多年间，对于许多人尤其是“寒门子弟”而言，高考改变命运几乎成为一种信仰。在号称高考“状元县”的甘肃会宁，土地的贫瘠和出路的逼仄，让当地人对这一信仰愈发固执。

      43岁的会宁县元淌村村民贾顺忠，饱受头疼腰痛折磨，却舍不得到医院看病。长子就要高考，还有一儿一女在读书，租房等一应费用几乎花光他每年1万多元的工钱。面对记者，他的妻子王芳咬咬牙说：“老大是全班前几名。就是苦死，也要把他供进大学。”

      在会宁，像贾顺忠夫妇这样耗尽毕生心血也要为孩子托起希望之梦的农民，不乏其人。30多年来，会宁58万老百姓不惜粜粮举债，供出了11万名本科和专科学生，5500多名硕士和1100多名博士。寒窑陋屋之家“一门三博士”等育才奇迹，激励着众多学生苦学、教师苦教、家长苦供、领导苦抓、社会苦帮。

      会宁县城有三景：一是高耸的红军会师纪念塔，二是晨昏时分操场上密密麻麻的读书学生，三是规模可观的“陪读村”。沿着狭窄的土巷，记者走进一间间拥挤、昏暗的出租房，随处可见仍然习惯头裹围巾的农妇和红脸蛋的学生。最多时，这座县城有上万家长进城陪读。

      但形势变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就业难度加大，大学生“含金量”不断降低，许多“比关心收成还关心分数”的农家，已有了“一分耕耘难有一分收获”的焦虑。

      2013年，会宁县参加高考的1万多名考生中，有8016人被本、专科院校录取，创下历史最好成绩。而同一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到699万。坊间已有人悲叹：“辛苦打工十几年，供出一个打工仔”。就连县教育局也在思索：上线率高但质量欠佳，考上名校更难，高考已不能满足群众改变命运的需求。

      高考改革的导向让会宁焦虑。2013年高考前后，许多会宁高三师生忐忑不安。这一年是甘肃高中新课改学生首次参加高考，新课改更加突出素质教育，而这恰恰是西部贫困地区普遍的短板。在高考成绩公布的前一天，会宁县教育局局长张启业彻夜难眠，第二天获悉成绩还不错，很少喝酒的他，晚上喝醉了。

      “知识改变命运，虽然这条路越来越难，但会宁没别的选择。”张启业说，像会宁这样贫困人口多达32万、干旱缺水、环境恶劣、经济落后的贫困县，除了高考，农家娃还有什么更好的上升通道？

      单项改革已让会宁人如此焦虑，更何况全面系统的新一轮高考改革。与东部沿海地区对高考改革充满期待、跃跃欲试的心情相反，像会宁这样基础教育薄弱、素质教育土壤贫瘠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对改革如何确保教育机会公平、招考规则公正存有顾虑。不少人担心，“改革的列车会不会把我们越抛越远”？

      当地教育界人士说，一个个“哑巴”人才的确刺痛着会宁教师的心，但与生俱来的素质教育短板，仅靠教鞭很难改变。

      会宁二中副校长张斌曾借到北京出差机会，走访一位引以为自豪的学生。这位学生打开话匣倾诉一番：“我很苦闷。从本科到硕士7年，我是班里最忠实的‘听众’。无论上课、讨论还是联欢、聚会，我不敢当众发言，不会唱歌跳舞，只好一言不发。”听了这番话，张斌心里翻江倒海。回到学校，他大声疾呼：“把课堂还给学生吧！”

      雄心勃勃的会师中学校长吴泰祥办起几个“爱因斯坦交响乐实验班”，试图让孩子们在音乐中享受到学习的快乐。有一个班的学生还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但欣喜之余，他也无奈。为了给孩子买乐器，他一度萌生变卖自家房产的念头。

      在会宁，“吴泰祥式困境”俯拾即是。全县仍有四成多适龄幼儿与幼儿园、学前班无缘。有66%的农村小学，学生不足50人，师资、设施只能维持基本运转。有三分之一的教师是民转公，且第一学历不是在师范院校获得，加上外、音、体、美专业教师紧缺，许多人偏爱报考理工科。

      因此，高考“游戏规则”的改变让会宁人感到形势逼人，农村子弟的名校梦似乎更遥远了。据统计，2003年全国首推自主招生以来，会宁仅有6人通过自主招生圆梦名校。

      2009年，会宁一中学生小张到兰州参加自主招生。通过笔试的他，竟放弃了别人求之不得的面试机会。他告诉班主任的理由令人心酸：不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钱去北京面试了，农村孩子见识少，表达能力差，普通话都说不好，就是参加了面试，八成也是失败。

      “我当然渴望我的学生中走出‘爱因斯坦’。我明白按照现有教育模式很难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农村子弟和城里孩子同台竞争时，除了拼苦学、拼分数，还能拼什么？”会宁二中校长赵洪涛说。

      记者手记：高考改革须倾听“沉默的声音”

      会宁的焦虑不是留恋应试教育，当地教育人士同样对应试教育痛心疾首，但他们别无办法，他们更害怕失去公平，失去希望。他们知道，有很多像贾顺忠一样的贫困家庭，期待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正如一位陪读家长所说：“考不上大学，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区别。高考再怎么改，总不会断了农村娃脚下的路吧？”

      会宁的教育现状是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地区教育的缩影，这些地区的孩子并不害怕综合素质的竞争，他们只是害怕没有竞争的基础和条件。这是高考改革必须要考虑的现实：城乡差距、区域差异巨大，环境及历史因素造成的教育起点不公平短期内难以改变。

      采访中记者也能明显感到东中西部地区对于改革的态度差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教育发达地区在学业水平考试、高校自主招生等方面的探索正从试点走向成熟，认为“不改已经不行”“完全可推广”，期待“领跑”甚至“抢跑”。北京市已做好了专项改革先行先试的准备，例如外语一年两考已经做了3年的研究并开展了小规模的模拟。

      中西部地区则普遍在等待上级的“发令枪”，对即将启动的改革等待、观望心态浓重。中西部地区一些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高考改革风险高，要慎重，等待教育部的方案和其他地方的试点，我们不去抢先，也不落在全国最后就行。

      面对各地区、各阶层的不同期待和诉求，高考改革既要引领导向，也要回应关切。要注意改革的力度和节奏，从试点到逐步推广，多给中西部教育基础薄弱地区一定的“适应期”和“缓冲区”。更根本的是，改革要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入学机会的差距，要倾听那些“沉默的声音”，不要让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路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