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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中国迅速崛起的思想密钥
创新是中国迅速崛起的思想密钥
胡鞍钢
中国为什么会迅速崛起?源于中国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时代。首先,中国开拓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之路”,这是中国最大的创新。所谓“中国之路”,就是邓小平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不照搬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反对教条主义,也不盲目照搬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中国之路”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立足基本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次,中国的改革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创新实践,也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创造世界最大社会价值的创新活动。中国创新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特别是中央领导集体的创新;二是中国人民的创新,包括工人、农民的创新,企业家、创业者的创新,科学家、工程师的创新,以及无数人才的创新。由此构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宏观创新与微观创新、国家创新与社会创新的有机结合,这就大大超越于仅有企业家创新和科学家创新的西方资本主义,从而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独特优越性,使得中国不仅成功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还成功地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最后,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创新机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中国改革的过程还是一个“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国总人口规模大,有着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规模效益,一个好的思想诞生于中国、作用于中国,就如同精神“原子弹”,可以发挥无比的威力,并且还可以转化为物质“原子弹”,即强大的物质生产力。
(《人民论坛》2014年3月下)
中国民主政治的优势
陈社招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长,恰恰能够弥补对方的局限和不足,两者在中国民主制度框架下形成了相互支持、补充和增强的关系,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体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优势。一是成员构成上互补。人大代表(除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按界别产生代表外)主要按区域(块块)构成的选区或选举单位产生。政协委员主要按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别(条条)为单位产生,这种成员构成互补从理论上讲可以从“条条”与“块块”的结合上全面表述民意。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一般占70%上下,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约占30%,而政协委员中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中共党员则占40%以下,这种党派结构和成员比例方面的互补,有助于充分吸纳民主党派的意见,使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同时得到发挥,有助于拓宽人民群众发表意见的渠道。二是运行方式上互补。从“协商”与“选举”的实际运用来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人大行使各项职权时也有审议、协商的程序。政协为了有效运行,也需要通过选举产生自己的常委会等机构以及主席、副主席等领导成员。由此可以看出,两种民主形式在运行方式上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融,包容互补的。三是运行程序上互补。从人大和政协在不同的环节进入民主决策程序来看,二者的互补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决策全过程的民主性,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大政方针决策的科学性。这种民主决策模式能真正体现对每个社会公民权利的尊重,能真正满足社会多元利益表达的需要,能最大限度地平衡社会利益的分配,能从基本制度层面充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种互补性决定了中国民主制度的构建富有科学性。
(《文史博览》2013年第8期)
新自由主义实质是为推行资本主义全球化卖力
糜海波
新自由主义奉行的全球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而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全球化,它带来的是强化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强国对弱国的统治、强者对弱者的掠夺,实质上是为推行资本主义全球化扫清障碍。首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旨在使私有化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市场,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扩大垄断资本在国外的生存空间,把一切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资本获得最大的赢利空间。但由垄断资本主导和控制的全球经济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竞争的体系。垄断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国际扩张,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是为了各国经济的同步化发展,而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发展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其次,资本的跨国化、全球化扩张促成了跨国资产阶级的诞生,它对全球的无产阶级和雇佣劳动者进行经济控制和利润剥削,这是一种新的全球性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同时,跨国资本及其资产阶级又主要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全球资本、跨国公司的主要所有者和经营者。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实现,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结构和文化观念推向全世界,使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一种与全球化具有亲缘关系的战略谋划。再次,新自由主义也是推动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阶段过渡发展的主流思想。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理论表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其核心内容是主张所谓的“四化”: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一体化——把全球化引向西方化。作为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新自由主义却试图主宰全球化进程,构建有利于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经济体系。总结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一是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鼓吹金融、贸易、投资自由化、市场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工具。二是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权力谋划,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政治霸权,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统治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三是在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整个资产阶级特别是跨国性、全球性资产阶级对全球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控制的思想工具。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
西方多党制催生腐败
鲁品越
在西方国家,多党之间的相互监督固然有通过相互揭短而扼制腐败的一面,但各党自身的贪欲及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的支配,使多党制成为一种催生腐败和制造社会分裂,甚至导致社会解体的制度。第一,多党制必然催生由政治献金而引发的腐败,这种腐败为任何法律所无法禁止。以谋取政权、占据议会席位为目的的各个政党,不但必须依靠政治献金来生存,而且必须依靠庞大的政治献金作为竞选费用,这就使各政党必须寻求“金主”,否则在政治舞台上没有生存的可能。政治献金本身就是一种在西式民主制下的合法的“行贿”,在各种贪污行为中,对政治献金的贪污是最安全的。而候选人一旦当选之后,用所获得的公共权力按照捐款数额的大小给予回报,这在西式民主中已经被认为理所当然,甚至被认为是当选者“政治信用”的表现。第二,多党制不但不能消除腐败,而且有可能促成政党与黑社会或明或暗的勾结,从而为一些能够操控地方选票的黑社会势力提供走上政治舞台的渠道。在一些传统由地方势力所控制的地区,往往存在一些既具有强大资金实力,同时也拥有票仓的黑社会组织。这些黑社会并不一定持何种政治主张,并非坚定地支持哪个党,而是与各政党讨价还价,以此获得最大利益。第三,多党制会使社会已有矛盾上升为组织化的冲突,从而扩大社会分歧甚至撕裂社会。一旦实行多党制,代表各方利益的人们就会成立不同的党,这些矛盾就会上升为组织化形态,成为不同党派之间的党争。而为了强化本党意识,凝聚本党成员,打击对方党派,各政党就可能不断有意挑起分歧,扩大矛盾,甚至故意制造事端,最后导致社会被多党所撕裂。第四,多党制在引导各方相互揭短从而在扼制腐败的同时相互抹黑,以及由党派之争引起的民众分裂,会造成“腐败麻痹症”,从而使腐败常态化、正常化。而侵蚀民众反腐败的正义感的最强大的毒剂,来自多党制对立双方相互抹黑、栽赃。在这个过程中,选民受到愚弄,真假难分,是非不明,久而久之,社会的正义感受到腐蚀,逐渐产生“腐败麻痹症”,即对腐败见怪不怪,视为常态。
(《高校理论战线》2013年第2期)
西方媒体冷漠背后的虚伪
崔文佳
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案震惊世界,恐怖分子残忍砍杀无辜群众的行径,遭到全国各族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然而,一些西方媒体却罔顾最基本的新闻准则,在报道中态度暧昧,冷漠伪善,恶劣表现值得琢磨。本是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路透社却毫不掩饰地称其为激进分子。本是滥杀无辜的恐怖主义,在CNN的表述中却被打上了引号,令人不寒而栗的砍刀也成了不值一提的“小刀”。只不过,这些“糊涂”的媒体对自家门口发生的类似事件却一点不含糊。去年5月,伦敦发生砍杀事件,CNN、BBC的报道中满篇恐怖袭击、恐怖主义、残暴野蛮、凶残谋杀等字眼,言辞之激烈不遗余力。这让人不禁要问,同样的媒体报道不同地方的同类事件,怎么就是两套说辞呢?这不仅再次展示了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更凸显出西方那一套新闻观的极端虚伪。在世人印象中,西方媒体是最爱讲“真相”、“事实”,最爱讲“客观”、“公正”的,但有太多的案例说明,它们所描述的“事实”往往并不是真相,它们所秉持的“客观”往往也并不那么公正。比如,2013年,叙利亚冲突不断,西方媒体含糊其辞地炒作有人使用化学武器,为武装干涉叙利亚内战提前占据道德制高点;比如,2008年,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中,西方媒体大肆渲染“和平示威者”,在报道中更不惜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再比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西方媒体又大肆炮制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新闻,言之凿凿、有板有眼,结果是子虚乌有。事实最能教育人,西方媒体所鼓吹的不少“专业”新闻准则,在自己的新闻实践中却屡屡被打翻推倒,不能不说是莫大讽刺。西方媒体的这种虚伪并不令人意外,归根到底,它们是西方利益的看门狗,扮演的是西方资本利益和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的吹鼓手。它们的所言所行,最终都是为西方资本利益服务,为此可以极尽手段制造各种谬论、谎言,炒作出各种内幕、猛料。这么多年,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早就集体性地戴上有色眼镜,惯于无视事实、歪曲真相,将很多问题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就是它们的“政治正确”,在这种“规矩”之下,指望西方媒体抛却自身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展示纯粹的客观公正,显然是不可能的。
(《北京日报》2014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