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哪里

——也谈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

杨   莘

      近几年来，“顶层设计”一词由工程学界而理论界、由学术话语而官方话语，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强我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顶层设计”这一理念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其坚持“整体性”的方法论原则，从“整体性”的高度去宏观地审视改革、把握改革，起到的是提纲挈领的作用。坚持整体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苏联何以从改革变为改向

　　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20世纪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其剧变的原因、后果以及教训的各种观点莫衷一是，但从“顶层设计”的视角进行分析，我们也能有所感悟。

　　苏联的改革自始至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首要的基本问题。诚然，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犯了种种严重错误，所形成的这一体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弊端，但毕竟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种探索。赫鲁晓夫彻底否定了斯大林，为后来的苏共领导人丢掉列宁、否定社会主义起到了很坏的示范带头作用。退一步来说，即便斯大林体制不等于科学社会主义，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执政这30多年苏共也没有正确回答过“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空场的客观存在就为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的新思维”，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冒充科学社会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纵观苏联历史，苏联共产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所遵循的是一条“发展—僵化—背离”的错误路径。“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如果改革的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改革必然会偏离正确的航向。

　　苏联的改革者们对“什么是改革”亦做出了错误的回答。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原理。苏联改革最后翻船的命运，从其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即可见一斑：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看到了以中央集权为基本特征的计划经济的一些弊病，对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若干调整，这是值得基本肯定的。问题在于，苏共没有也不敢提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使得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改革者逐渐丧失主动权和主导权。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极端“右”倾占了上风，将公有制同计划经济体制一起抛弃，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变成了社会制度的更迭。苏联的经济改革进程要么在修补还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问题上兜兜转转、要么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误导下沿着西化、分化的邪路狂飙猛进，最后走向万劫不复，这深刻地说明了“顶层设计”的重要性。

　　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哪里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历史阶段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改革之所以成果丰硕，在于已有的“顶层设计”是正确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思索并给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答案。“顶层设计”不同于一般的设计，而是要站在制高点上进行规划。“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的全部问题的制高点。对于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是搞清楚我们在改革中要坚持什么、发展什么的关键。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用五句话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首要理论问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既要通过改革开放大力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又要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在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以消灭私有制所带来的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从而为改革赋予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二是，明确了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并将其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创新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总”，即“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第一个“总”即“总依据”，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问题。“不发达”是当前我国最显著的阶段性标志，我们的改革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克服了浮躁情绪和拒绝了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正是因为我们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思想武器，中国的改革才得以在正确的道路上平稳有序地推进。

　　三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大精神启示我们，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地总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举这面伟大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90多年来奋斗的“根本成就”和发展实践中最鲜明的特色。这面旗帜是引领30多年“中国奇迹”发生的根本原因。“三位一体”着眼于打破改革思路的片面性，使得实现途径、行动指南和制度保障浑然一体、无懈可击。所以，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　　

　　中国改革还需要怎样的“顶层设计”

　　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然而着眼于改革的“不停顿”，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在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站稳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以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根本原则这三个方面下足功夫，以推动改革不断走向深化。

　　设计中国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着眼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不是更迭制度，而是要改革体制。从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考，到党的十八大报告论述的“八项基本要求”，我们党一以贯之地强调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这里，有两个理论问题特别值得提出来加以辨析：一是应当以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充分认识到这一体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也包含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建设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要统筹协调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关系，以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谱写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篇大文章。二是不宜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笼统地称之为“市场化改革方向”。如何体现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关键在于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搞私有化。基本经济制度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动摇了，不仅会使得我们的经济制度丧失社会主义性质、更严重的是将会使得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为一纸空谈。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生产力水平远不发达的现实条件下片面地追求那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搞“穷过渡”不行；用新自由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改革，推行私有化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那种错误思潮和行为也不行。我们对待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一般—特殊”的分析方法，既要看到其共性，更要看到我们的特性，即经济体制与社会制度不能混为一谈，即制度所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形态最根本的性质，制度的更迭所代表的是国家性质的变化；体制则不同，它是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依赖于制度、反映制度的特征，但并非是需要一成不变的。

　　设计中国改革的立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立场问题属于唯物认识论中的价值观范畴，在阶级社会里，主要指的是站在先进还是落后的阶级一边的问题，即回答的是“为了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搞所谓“价值中立”和“价值无涉”，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鲜明属性，因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定要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想问题、办事情，将人民至上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彰显出来。人民群众是改革的建设者、推动者，也应然是改革所取得的发展成果的享有者，改革发展成果必须由全体人民共享。当代中国，何以凝聚改革共识？何以破解改革难题？只有坚持“共同富裕”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要求我们一是必须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改革方向，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化，从制度上确保共同富裕的目标得以最终实现；二是把扭转收入分配差距作为当前改革的主攻方向，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目标。丢掉了人民的支持，任何天花乱坠的“顶层设计”也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对共同富裕，才是亡党亡国之道。

　　设计中国改革的原则，必须牢记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照搬照抄西方那一套。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自身时应当“睁开眼睛来看资产阶级科学，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和确定的世界观”。在这里，“睁眼”与“不放弃”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当前，在我国思想理论界，新自由主义思潮希冀以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面目出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正统马克思主义”面目出现、“普世价值”思潮则意图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都是要摧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原则，我们必须从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来重视这一问题。20多年前，社会主义苏联出现党垮台、国解体的历史性悲剧，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戈尔巴乔夫们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搞所谓“新思维”，推行了一条事实上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性质的改革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予我们两点启示，一是必须重视领导权问题，保证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二是必须珍视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宝贵的制度成果。1988年，面对苏联改革出现的乱局，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在那篇著名的《我不能放弃原则》中铿锵有力地说“原则不是赠送给我们的礼物，而是祖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我们曾经所捍卫的”。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中国梦”迅速而广泛地深入人心。待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由应然变为实然的那一天，每一个曾经推动改革开放、捍卫正确原则、坚持走中国道路的人，都会为此感到深深的骄傲和自豪。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