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百年“中国梦”与“大同”传统

—— 一位美国华人学者的反思

华世平

　　以一个海外的视角，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中国至少出现过四次比较大的改革：1898年的“戊戌变法”，1958年“大跃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和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两个邻居日本和俄罗斯，也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与“戊戌变法”对应的是日本1868年开始的 “明治维新”;与“大跃进”和 “文革”对应的是苏联1924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和1956年开始的“非斯大林化”;与1978年“改革开放”对应的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

　　中国这四次改革从起因来看同日本和俄罗斯相应的改革差不多，都是由于社会结构造成的，但目的、过程和结果却大大不同。分析起来，这种不同和三个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有关，特别是与其对人类终极意义的理解上的不同有关。对于中国来说，这个理解是儒家的“大同”思想。“大同”不仅是现世的，而且是积极的人生态度，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改天换地。日本的“神道”虽然是现世的，但不是积极的，它崇尚自然，认为人类不应该对现存的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进行过多的干预，因为现实是美好的。俄罗斯的“东正教”既不是现世的，也不是积极的。它认为现世是糟糕的，但这种糟糕的状况又是正常的，认为人类的干预没有用，应该等 “救世主” 的到来。

　　中国梦之一：不先救中国，哪能救世界?

　　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起因差不多，是结构性的：两个传统的东亚国家，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制和现代化的吸引，进行社会改革，搞现代化。

　　但中日两国改革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日本人改革的目的很具体，也很明确：“救日本”，方法是“脱亚入欧”。传统上，由于邻居中国在文明发展方面的领先地位，日本没有日本中心论的思想。日本人可以认为“大和民族”是优秀的，独一无二的，但日本在文化上并不期望其他国家变得同自己一样，没有宇宙诉求。在日本人看来，中国古代代表了宇宙之道，日本人觉得学中国很自然。现代，西方人代表了宇宙之道，日本人觉得学西方也很自然。

　　对比起来，“戊戌变法”的目的不如“明治维新”明确：以精神领袖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精英既要救中国，也要救世界。“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写了脍炙人口的一部杰作——《大同书》。该书的核心不仅仅是要救中国，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救世界。传统上，中国和世界是同义语。在这点上，儒家思想同基督教相似，有宇宙诉求。

　　中日两国改革不仅目的不同，策略也不同。由于日本人传统上没有中国人的自信，“明治维新”的策略很实际，很温和：改革首先要启迪民智，其次再谈政治体制改革，再次才是科学技术等实际的东西。“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福泽渝吉意识到这种循序渐进的策略要花更多的时间，但他认为这是一条理性的选择。中国人改革的策略正相反：首先是引进西方的技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才不得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戊戌变法”失败后才想到启迪民智。“戊戌变法”的功利性很强，很性急。在康有为等人的促导下，光绪皇帝在103天里发布了200多条变法措施。

　　改革目的上与策略上的不同，造成了结果的不同。以救日本为目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既要救中国，又要救世界的“戊戌变法”是失败的。

       中国梦之二：没有个人，哪能有国家?

　　中国1978年改革前和苏联1985年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以政治制度上中央集权，经济制度上公有制为主体，价值观上的集体主义为特征的。这一模式是两国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发挥过历史的作用。这一模式的缺点是国家管得过多、过死，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很难持续。

　　作为对这一制度的调整，两个国家在这段时期偏离这一模式各有两次。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非斯大林化”;中国的“大跃进” 和“文革”。中苏两国各两次改革的起因是相似的，是结构性的。但调整的方向正好相反：苏联的两次调整都是向右偏，即收缩国家的权力，给集体主义降温，给个人以比较大的自由;而中国是向左偏，即虽然国家这个“大集体”的权力有所收缩，“小集体”，如工厂、公社﹑红卫兵组织，以及观念上是更加强调集体的价值，个人的自由更小。

　　制度调整方向上的不同和两国文化传统有关。和康有为一样，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也深受“大同”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讲，“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传统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不相信有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幸福。个人生命的意义永远要体现在家庭和国家的需要之中。这与包括俄罗斯“东正教”在内的基督教大不相同。《圣经》上所显扬的是，个人同上帝的关系要高于家庭与国家。欧洲近代的“启蒙运动”更是加强了个人的价值。

　　苏联的两次改革达到了暂时减缓社会矛盾的目的;而中国的两次改革都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中国梦之三：是个人，国家，还是世界?

　　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同苏联1985年开始的改革的起因仍然是结构上的，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模式需要调整。由于人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中央政府不仅在宏观上、在微观上也管得过死，经济增长缓慢。中国1955年到1977年人均粮食没有增长。苏联1985年经济零增长。

　　但中苏两国改革的目的与过程不一样。中国1978年改革从目的上讲，与前面讲到的另外三次中国改革都受“大同”思想影响。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相当长时期内，“小康”是过渡到“大同”的必要条件。这一理念是通过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来解释的。它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1978年改革同戈尔巴乔夫改革共同的地方是注意调动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这是认识到没有个人，也就没有国家的体现。但中国改革中，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始终没有放松控制，不完全否定共和国以前的历史。在对待国际事务问题上，中国总的来说是低调的。这是认识到只有先救中国，才能救世界的体现。中国以世界大家庭一员的姿态，而不是以康有为式“大同世界”的主导的姿态，或者“文革”式“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姿态，积极参加到国际事务中来。

　　苏联改革理论家雅科夫列夫不仅批判“东正教”传统，认为它是专制制度的重要根源，对苏联的过去，除去列宁以外都否定，这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从过程上看，苏联1985年改革的方向同前两次苏联改革相同，都是收缩国家权力，给个人以更大的自由。所不同的是，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暂时的退却”, 赫鲁晓夫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终止了改革，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更为彻底，是全方位的。

　　1978年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的崛起;戈氏改革造成了苏联的解体, 和以叶利钦等自由派领导人对俄罗斯的重组。

　　而在今天的意义上，“中国梦”，既是“大同”世界的梦，也是中华民族的梦，更是中国人个人的梦。中国的上一改革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国家的政策还在调整过程中。中国的社会问题还很多，如官员贪污腐败，贫富不均，生态平衡等。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中国梦”则很难成为现实。归根结底，政策调整的核心就是要处理好个人，民族国家和世界的关系。

（作者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陕西省“百人计划”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