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公方彬 

      摘  要

      没有精神支撑的经济繁荣不会走远，更不敢言真正崛起。中国实现强国梦的制约因素在于中国缺少对人生意义深刻的理解，缺少对大国崛起本质和世界精神脉动的准确把握，同时，受小农经济文化心理的羁绊。中国要实现崛起，需要以更大的包容度推动思想家产生，确立民族性与普世性相结合的核心价值观，以新政治观突破思想和观念制约，建立起富于时代特征又满足现实需要的精神体系。

      关键词

      大国崛起 强国梦 核心价值观 国家精神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讲话中强调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这是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中国精神。这一开创性阐发，明确了一个需要国人深入认识和思考、甚至带有启蒙性质的重大命题——大国崛起于精神。

      大国兴衰的根本动因

      世界在讨论中国的崛起，国人也期盼着中国崛起于世界，实现中国梦。正是这种双向互动将中国的发展和走向演化为全球热点。大国崛起于哪里，中国能不能崛起，这已经不再是关乎中国自身的命题，而是关系世界文明走向和进程的重大命题。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屈辱历史的国家，作为一个长期远离西方主流世界的传统国家，要实现崛起，不进行必要的启蒙教育，就不可能真正认清大国崛起的本质，进而找到中国崛起的正确路径。

      显然，大国崛起于哪里是个看似简单实际艰难的命题。讲简单，哪怕找个路人，也能数出当今世界的几个主要大国，并且知道谁是主导者、“领头羊”。既然很容易弄清谁是大国，在此基础上谈大国生成的原因，自然不会有多大的困难。问题在于，当我们切入本质，寻找有形大国背后的无形元素及其动因时，问题便不再简单。一定意义上，国民观念和意识中的大国概念还很传统，甚至说落后，绝大多数人所追求和认定的大国不过是有形部分。大国没有硬实力不行，没有有形大国便不存在无形大国，但仅从有形方面辨析，很难分清什么是大国，更难把握大国兴衰的规律。

      地域广阔是否可以认定为大国?应当说是重要指标，但不等同。目前世界上国土面积达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29个，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等国位列其中，但非洲55国中，国土面积在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12个，哪一个算是大国?欧洲34个国家，百万平方公里以上的仅俄罗斯一个，其间又有多少个是不能否认的大国?人口众多是否可以认定为大国?这也是重要指标，同样也不等同。目前世界人口在1亿以上的国家有10个，美国、俄罗斯、日本这些国家位列其中，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等国人口也上亿，很显然后者还算不上是大国，并且可预见短时间内也很难成为大国。尤其是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人口不到千万，却屹立于伊斯兰世界，已经说明人口数量并不重要。那么，是否可以以富裕程度衡量大国?比如过去我们经常以“富可敌国”来形容经济实力，显然不行，因为最新人均GDP排名，前10个国家除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基本都是小国，排名前三的是卢森堡、卡塔尔和挪威。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都排在15名开外。军事实力强大是否可以认定为世界强国?应当说同样是重要指标，但还是不具有规律性和决定性。尽管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的军事力量都很强，且是大国，但以2400万人口养着上百万大军的朝鲜，以近9000万人口养了近50万军队的越南，军事实力相对强大，但都不是大国。相反，仅有6万左右武装部队的加拿大，却是八国集团中的成员，很多国际行动都有其身影，并且他们一再强调自己的世界领导力。

      从以上简单比对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仅仅有形的存在并不必然成为大国，特别是世界大国，更进一步说，单一指标很难成就大国，多指标叠加才会造就大国，并且叠加指标越多，大国的基础就越扎实，地位越牢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指标皆为有形，更有无形的大国支持要素存在，包括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成果，这些是人类文明发展程度与贡献的最重要体现，所谓软实力主要是这一范畴。比如，希腊虽然谈不上大国，同时从有形和物化指标分析，似乎没有一项指标支持其国际影响力。然而，世界最大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第一个进入运动场的是希腊代表队。为什么?因为有了古希腊的文明创造，才有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才有了世界在运动会期间的休战。这就说明，现代价值坐标和评判标准越来越倾向于文明创造。如果我们再往深处分析，则涉及到创造力源自哪里的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拥有旺盛的创造力，有的民族却鲜有创造成果?这就把我们的视角引向支持创造的力量。

       起于危难，死于安乐。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上帝在物质上厚待了谁，谁就面临着对重大命题的两种选择，一个是坐享上帝恩赐，不思进取，不再追求艰苦的创造，反之则亦反。就如海湾国家，仅仅靠石油资源就足以获得富足的生活，谁还去开拓和创造?相反，缺少自然资源的以色列，由于危机意识激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不仅屹立于伊斯兰世界，还迄立于整个人类世界。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现象，以及现象背后蕴含的规律，我们在追求中国崛起之时，必须进行大国崛起的启蒙教育，让国民真正明白大国崛起的本质在于文化和文明的创造，只有立足于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到引领世界的作用，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才敢言大国崛起。

       既然文明创造是大国崛起的鲜明标志，为什么创造文明者不能维持永恒，而是一个个走向衰败呢?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21种文明，其中14种已经消失，6种处于衰落中，唯一繁荣起来的是最古老的苏美尔文明，该文明延续发展为古希腊文明，再由古希腊文明发展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工业文明。到目前为止，该文明仍然主导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且无衰落迹象，亦无替代者。表面来看，古希腊文明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们选择的结果，思想家们为了改变当时神学一统天下、沉重地压抑着人性的局面，借助了古希腊文明中人性的光辉。假如当时的思想家不是选择和借助古希腊文明，而是其他的某一种消失了的文明，比如古埃及文明，这一文明是否就不再辉煌了呢?是有变数，但历史总趋向不会被改变。应当承认，历史发展存在着偶然，但决定于必然。即使当时思想家们选择的是其他文明，但最终仍然要回到古希腊文明上来，因为这种文明蕴含着人类发展最需要的丰厚基因。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为了更好地认识问题，我们不妨解剖若干帝国的兴衰更替及其内在规律。

      文明常被野蛮摧毁，这是人类早期帝国更替的一个规律。比如，迈锡尼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繁荣于公元前16世纪，然而，由于多利亚人入侵，于公元前13世纪毁灭，此后希腊进入长达300年之久的“黑暗时代”。古罗马不仅在建筑和艺术领域卓有建树，还产生了影响人类文明走向的《罗马法》，而矗立于罗马广场上的12铜表法，更影响了世界的成文法。尽管古罗马文明程度更高，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

      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中华文明在与周边游牧民族进行着征服反征服的斗争。从文化上讲，中原显然创造了比游牧民族更丰富的文化，如王夫之所言，游牧文化处于“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恒”的状态，而中原“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结果如何?中原一再被游牧民族所征服。文化最终要改变蛮力，这一规律带有根本性。正如罗马征服了希腊，希腊的文化改造了罗马。当然，最具说服力的还是中国的发展史，中原政权一再被游牧民改变，而中原文化又把一个个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同化。中原版图一再扩大，基本上不是因开拓和征服而得，而是因文化改造了入侵者而获得。

      文化在表现其影响和塑造力的过程中，不都是渐进的“春风化雨”式的，有时带有突变性，并且直接构成为帝国兴起的主动力。我们来看大航海或曰地理大发现后的世界，第一个帝国是葡萄牙，无论其人口还是资源，都不敢言拥有了崛起于世界的基础和能力，但还是实现了崛起，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其科学技术发展实现了突破。他们成功地改造了中国的指南针、西方的船帆，把天文学数学引入航海，因此把前人视作险途的大西洋变成通途，由此领先于世界，把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带到超越自身几十倍的国土和人口，其影响至今存在于曾经的殖民地。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英帝国。英国是美国之外真正领导过全世界的国家，并且是第一个。为什么英国做到了这一点?原因在于英国创造了超越其他所有国家的文化与科技。早在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与贵族签订了日后成为其君主立宪法律基石的《大宪章》，有了大宪章，“议会代表整个王国”的宪政道路才在人类社会开创。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思想家们开始将这些创造理论化。哲学家、政治学家洛克早在300多年前就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政治和人的“自然权利”，强调捍卫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他首倡权力分配和权力制衡，把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认为立法权高于其他两权，但立法权仍要受到人民的管束，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有撤销立法机关的权力。这些思想和政治理念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美国、法国的政治走向，甚至影响着世界。之后不到百年，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问世，一只“看不见的手”直接影响了西方政府构成、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种思想理论不仅影响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并且也影响了无产阶级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思想，再加上牛顿带来的自然动力向人工动力的转变，导致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总体而言，美国与英国的崛起动因是一致的，因为最早踏上新大陆的那批移民，原本就来自英国，他们把英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带到新大陆，其明证便是共同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只是由于文明进步的原因，或美国形成于移民的原因，美国比英国更具包容性和创造力，

      英国和美国的发展道路充分证明，文化和科技创造、制度和价值观创新是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根本动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让他们更具创造力，或者什么力量激发出其创造力了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更根本、更核心的命题——国家或民族精神。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民族精神，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发展能力，成也在此，败也在此。以古罗马和满清两个帝国走向衰败为例来看问题。罗马帝国曾经何等了得，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言必称罗马”。为什么帝国最后衰落了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精神的衰落。有个小事例或许能够说明问题，据说今天的解酒药的前身是罗马的呕吐药，罗马贵族每天要赶六七场酒宴，但胃的容量有限，于是想办法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保证能继续吃，这时的贵族已经不再是战场上冲锋在前者，而是厌恶战争、醉生梦死的人，如此下来怎能不衰败?!满清帝国也是这样。当年数十万满族人借助十多万八旗军马踏中原，何等威风，然而到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哪一次不是一败涂地，望风而逃?更可悲的是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竟然败得那么惨。结局看似出人意料，其实战前已经注定，因为此时的满清帝国，精神早已衰落。如刘亚洲上将所言：“晚清以来，八旗子弟遛狗架鸟，醉享太平，耗尽了当年的朝气、锐气、虎气，遇有战事，败如山倒。”

      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我们读一读希罗多德讲述的古希腊时期的那场史诗般壮烈的温泉关战役，或看一看美国大片《斯巴达300勇士》就会清晰感知。在“要么失去斯巴达、要么失去一位国王”的神谕前，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和他麾下的300名勇士选择了后者，义无返顾地奔向温泉关。依照时下的功利主义标准，明知不能为而为之，是不是太傻了?其实，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了牺牲精神，永远不敢言强大。甚至可以说，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任何发展阶段，如果没有因担当而来的牺牲，这个阶段就是苍白的，国家和民族便不可能生存，哪怕出现偶然和个别，也会被人类社会所忽略。至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大国崛起于精神。没有精神支撑的经济繁荣不会走出很远，更不敢言真正崛起。

      中国崛起的精神制约

      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品质，中国人民的勤劳和节俭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不能比拟的。笔者访问澳大利亚时，有华侨介绍，在澳大利亚，请工人加班付1.5倍的工资就会引来许多华人，然而对于白人，3倍的工资也少有人干，他们认为钱够花就可以了，为钱而不要闲暇，这样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在西方，也有政府号召民众节俭存款，但是民众仍然很少存款，甚至把明天的钱也要花掉。中国人就不同了，挣钱少时也挤出一些存入银行，以备急需，这与我们的福利保障制度不到位有关，但收入较多时仍把存储蓄作为重点，甚至不惜牺牲生活质量，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目前，中国的积累率之高，西方人望尘莫及。某种意义上，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即使政府不作为，仅仅靠自主经济，中国也会比西方走得更远。除此之外，中国还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调动资源能力上中国政府比西方政府要强有力得多。至于文化传统、文化心理，中国也有西方所不能比的地方。比如，西方国家搞一次公民投票就可以决定某一个民族区域是否留在大家庭内。1980年，加拿大魁北克省举行过一次独立公投，199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公投，后一次反独派仅以50.6%险胜，否则今天的加拿大就成了两个国家。类似的事情在世界上发生过很多次，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由于大一统的文化观念，在中国，各民族即使关起门来打破头，开门后还是一家，谁想分裂出去，几乎就是挖整个民族的根基，甚至是挖自己的祖坟，断然不行，政府不敢为，民间也不会产生这样的力量，这就是台湾与大陆分离半个世纪，至今没有几个大陆人愿意将台湾分裂出去的重要原因。有了这些因素，中国就具备了崛起于世界的内在动力，至少以传统的价值坐标和价值判断衡量是这样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这些特征具有不可复制性，是一种独特优势、抑或中国力量。那么，中国实现强国梦，或者实现大国崛起的制约因素或瓶颈有哪些呢?

      缺少对人生意义更为深刻的理解，难以产生大国必备的赢得他人尊重的担当意识和行为。这不是说中国没有承担起属于自己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调整，我国已经承担起属于自己甚至超越自己实力的国际责任，例如，在人均收入排世界百名开外的情况下，我们的对外援助已经不限于落后国家，甚至直指发达国家。这里所强调的主要是民众对道义和担当的理解，它围绕人生的价值观而展开。

      由于文化品质和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很狭隘，大多情况下限于物质和感官享受层面。一些人的行为在外人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笔者到澳大利亚访问时，接触过一个在那里帮助侄子打理工厂的先生，10多年来一直工作于悉尼市郊，因为语言障碍，不敢一人进悉尼市区，天天生活在华人社区，唯一做的就是挣钱、存钱。还有改革开放之初流传的一个小故事，一些最先富裕起来的人送孩子到欧洲读书，当伴读的母亲看到大学校园皆陈旧建筑，远不似国内的高楼大厦辉煌，后悔地说：早知道是这样的破大学就不来了。她当然不知道西方人为了维护旧建筑，所花的费用比建新大楼要多得多，更不会理解历史符号和文化积淀就在这旧建筑之中。可以说，我们的很多官员与民众只知道权力贵族、财富贵族，不理解也不追求作精神上的贵族，在其眼里，富强就是大楼豪车，就是物质财富，是外表的光鲜和满足占有欲。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也局限于这些方面。有个中国移民的孩子与美国小朋友交谈，中国孩子炫耀自己家有几套房子，几部车子，美国孩子说房子和车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敬仰上帝。我们经常批判西方社会金钱至上，但没有思考金钱背后还有什么，没有注意到每个美元上都印有“我们信靠上帝”。

      为了更深刻地把握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蜚声全球的英国伊顿公学的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伊顿是一座沉静的小城，伊顿公学是该城的精神中心，每年全世界有不计其数的孩子争抢200个名额，原因是这里培养出了包括威灵顿在内的19位大英帝国首相，培养出了雪莱、丁尼生、凯恩斯等名家，还有许多国家的皇室子弟。然而，深入观察后便会发现，这里竟然有那么多高贵的精神元素，比如生活条件远不是我们想象的优裕，而是以简朴甚至艰苦来形容，管理和要求也十分严格。更重要的是，学校对皇族、权贵家庭的孩子和平民子弟一视同仁。因为倡导公平、公正、公益，伊顿以私学号公学。再加上独立、个性、友爱、忠诚、尊严、勇敢、传统、绅士、幽默和使命感这10大品格，它会培养出什么样的灵魂，便可想而知。

      每一个民族秉承的价值观念，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尤其是民族性格的形成，一定经历了长期的文化塑造过程。西方人所讲的，“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绅士”，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这其中让我们悟出一个规律，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品质，必能造就“大”的人民。仍然以上面提到的温泉关战役为佐证。战役开始前，波斯大帝薛西斯向列奥尼达许诺：只要投降就可以成为全希腊的国王，而不仅仅是斯巴达的国王。得到的回复是：“如果你明白幸福的真正含义，你不会贪求从别人那里攫取什么东西。至于我，宁愿为希腊而死，也不愿成为一个君王来统治我的同胞。”这种态度和斯巴达人一向反对个人专制是一脉相承的。后来，薛西斯又派出第二个使者，要求列奥尼达放下武器。列奥尼达回答：“过来拿吧!”斯巴达人对于胜利、对于荣誉的看重是所有古代社会所罕见的。传说斯巴达妇女在儿子或者丈夫出征时会亲自递上盾牌，并附带一句话：要么带着它回来，要么躺在上面回来。据记载，列奥尼达出征温泉关前，妻子戈尔戈王后问：如果你回不来，我该怎么办?列奥尼达回答：嫁个勇敢的男人，给他生一些勇敢的儿子。据说300斯巴达重装步兵中，有两人因眼睛受伤被允许返回斯巴达。他们后来听说波斯“不死队”正在沿小路包抄，其中一人返回温泉关战死，另一人气馁而回到斯巴达，结果遭到全城人的蔑视，没有一个人愿意借火给他，也没有一人愿意和他说话。此人在一年后的普拉提亚之战中用战死的方式洗雪了自己的耻辱。这就是戴玛拉托斯向薛西斯形容的：“就算全希腊都投降了，他们也不会投降，就算只剩下一万人，一千人，甚至不到一千人，他们也会向波斯军队发起冲锋。”不难想象，这种文化和精神会影响造就什么样的民族。

      中国共产党是从追求平等起家的，因此而获得了人民的拥护，然而发展到今天，却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围绕官位形成的等级关系，这严重地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人活着有等级，死了还进行等级排列。在中国，官职与利益联系密切，并且在职享有的特权去职后还要享有，职务越高表现越突出，如此下来，进入官员队伍的人或许不再在意为民众谋取什么，只在意争取更高的职位，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人人都这样想，便产生了腐败。在美国的国家公墓，上至总统、五星上将，下至列兵，每个死者都占有同等大小的墓地，同等大小的墓碑。在国内你会仰视官员，同时又俯视劳动者，而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一律被称为先生和女士。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体制机制上切断了权利、职位和利益的关联，总统、首相离职后得自谋出路，其他所有政务官员退职后的第一要务是找饭碗。诸如此类的差异，不仅仅会影响到民众的心理认同，还会越来越扭曲整个社会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乏，发生精神蜕变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幸福指数不升反降?不能不说与此高度关联。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追问人为什么活着和该怎样活着的问题。

      或许有人认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属于人生价值观的范畴，为私德所关照，不关他人。问题是私德必然会外化成为处事原则与行为方式，特别是普遍性的个体行为必将化作群体行为，本国家本民族的行为也会推及外部国家和民族。世界关联度越来越高，在世界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情况下，不能判定这些是自己而不关他人的事情。以饱受诟病的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为例，关起门来做事的时候，特别是成为国民普遍的无意识的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不得了，问题是中国已经走向世界，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高度影响世界，这时的不良表现就开始发酵。比如，我们的企业家到其他国家开厂矿，如果带去的不仅是资金，还要为利益牺牲环境和员工权益，必导致反感和排斥，甚至扩大至对中国崛起的不信任。为什么我们的传统伙伴非洲国家，有的与我们渐行渐远?个中原因值得反思。

      缺少对大国崛起本质和世界精神脉动的准确把握，难以产生占领人类文明制高点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中国之梦。以此号召全民，激发出的积极力量有其必要性。这里更需强调的是，在凝聚民众力量的同时，还需要帮助国民认清大国崛起的本质，尤其是现代文明下大国崛起的意义。在许多国人眼里，大国崛起就是版图大、财富多，甚至是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比如，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经常出现清代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30%，唐代占40%等说法，因此便有了“梦回大唐”、“万国来拜”、“纳贡称臣”的想法。这样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也反映在外部评价上，比如评价西方国家的行为基本上是功利评价。西方有没有为石油发动战争的问题?肯定有，但仅仅以此评价西方国家的行为，难免别人反过来认定你：中国一旦强大，必定以自身利益为核心，不会承担起大国应有的责任。

      至于把大国聚焦于版图的想法，就更为突出。比如，在我们许多人的话语系统和价值观念中，认定“日不落帝国”英国衰败的标志是版图的缩小，并不关注英国创造了多少引领人类文明的东西，这就显得很狭隘。如果我们的价值追求仅仅是扩大版图，仅仅是占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并且号令别人，就不可能真正引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甚至可以说，复兴的目标局限于此，中国崛起之时也便成了世界紊乱之日。一旦世界都来仿效，那么土耳其就不是今天的土耳其，而应是当年横跨欧亚非的帝国，其追求的民族复兴就是奥斯曼帝国。1902年，奥斯曼帝国领土面积是630万平方公里，远比今日国土面积为78万平方公里的土耳其大得多，尤其是奥斯曼帝国1922年才灭亡，比我们的大清帝国灭亡还晚了10年。除此之外，就是世界版图的重划。世界版图稳定下来，也不过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

      有一个思想理论我们未必真正理解并把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善于把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这原本是一个影响党的执政方式，同时也是引领大众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的思想理论。由于政治观方面的制约，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以新中国成立为价值起点，同时以此界定历史。这在阶级对抗时期是正确的，但在阶级斗争结束、阶级对抗不再、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进入执政党阶段，我们就必须考虑这种划线会不会切断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问题，至少会形成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接受，进而导致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久而久之还会造就缺少辩证思维的缺乏理性的国民。不承认以国家意志条约的方式割让领土，那么是否承认以国家意志开拓来的领域?不承认腐朽没落的晚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否承认满清早期的开疆拓土?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是否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是否承认新中国成立后出让给越南、朝鲜乃至俄国、印度等国家的土地?如果承认后者不承认前者，并且追溯百年前的割让国土，是否有说服力?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颠覆历史，而是认为我们需要更理性和更辩证地思考问题。

      某种意义上讲，上述问题与我们长期以来进行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教育有关，这种记记和教育方式原本就是一把“双刃剑”，不能告诉民众一个原本的历史，代替民众思考，便无法造就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更加成熟的民族，就很难避免民众走极端，特定情况下被各种思想所蛊惑，被别有用心的人所操纵，尤其这种教育有一天反诸自身后，往往导致精神大厦的坍塌。就象过去曾经进行的农民起义教育，为了说明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就把洪秀全塑造成正义的化身、革命的领袖，思想解放后追寻历史才发现，其封建性较满清王朝并无差异，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湘军打下杭州竟不敢住李秀成的豪华宫殿，到这时，才发现我们所进行教育的虚无，直接冲击了我们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长期的阶级教育、仇恨教育，民众形成了特有的价值系统与价值取向。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中国社会和民众已经不再凡事唯阶级斗争马首是瞻，但冷战思维仍严重地存在于一些人的思想深处，再加上弱国心态与民族主义，难免不发生与西方世界的冲撞。1987年那次吸引成千上万中国人的黄河漂流，郎宝珞、雷建生两位漂流勇士被黄河激流吞没，主要原因是准备不充分，在此情况下仓促上马，仅仅是为了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当时的肯沃伦对此十分不理解，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随着思想解放，人们不会再这样小气，但我们仍不敢言真正跳出了弱国心态和冷战思维。我们习惯于讲谁在百年前伤害过我们，总有一天要报这个仇。这和基督教显然不同，基督教强调的博爱，是以德报怨，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时，仍然要求主赦免施暴者的罪恶。笔者在加拿大访问，问及对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的看法时，回答“那就是个历史事件”，所以西方人很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盯着百年前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半个世纪前日本侵略中国，那些人都已经作古了，怎么能把仇恨转到毫无相干的人这一代人的身上?今天的德国已经融入欧洲，人们批判的是纳粹德国，而不是今天的德国人。这其中还是有许多东西引人思考的。其实，生活中我们不难体验到一个现象，当同事中某人特别爱记仇和报仇之时，没有人敢和其交往，更谈不上尊敬，相反，宽容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往往成为美谈，这也是我们经常讲某个领导人文革中受到伤害，后来不记前嫌，给予伤害自己的人以帮助，云云。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说过一句话：中国要想当老大，就要学美国脸皮厚。虽属调侃，但有深意。由于长期的被欺辱，形成了敏感的心态，别人表扬时兴高采烈，别人批评时火冒三丈，这不利于赢得他人。

      如果更具体一点认识问题，我们需要追问，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为什么与人的碰撞乃至冲突越来越多?这有规律性的一面，比如大国崛起必然有许多成长的烦恼，弱小时掩盖的一些矛盾凸显，由过去跟着别人制订的规则跳舞到今天参与制订规则，很多国家变得不适应，等等。但仅仅把问题归咎于此也是不客观的，我们尚未学会如何当大国，同时在某些方面与世界主流还不合拍。一个民族没有清晰的价值坐标，没有先进的伦理规范，即使再强有力都不敢言崛起。就象我们形容暴发户，在掏钱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力量感，甚至让人感动，然而当一张口就显示出落后的价值观，则很难让人敬佩。中国人判断历史和西方人区别很大，中国的历史延续着以自身为核心和主轴的阿Q精神，即天朝永远是天朝，哪怕衰落了也是“俺祖上如何来着”。更重要的是，用自以为是的思维判断世界，就会发现世界都错了。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假定世界真的都错了，我们其实也应当别无选择，必须与世界同向、同步。要改善规则，首先应当适应规则。

      受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心理的羁绊，难以形成世界眼光和胸怀，无法产生支撑国家崛起的文化创造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用世界的眼光看问题，强调更加宽阔的胸怀。这是很有针对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依赖土地、也是高度亲近土地的民族。当年英国人到中国，看到富可敌国的买办的社会地位竟然比不上一个拥有几百亩地的土财主，大为惊诧。这其实拜历代封建王朝所赐。从北魏的保甲制强迫人们与土地结缘，明代的特务统治进一步把人民束缚在土地上，其间秉承的价值观一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甚至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开展时，我们仍然在土地上沉睡。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中原的土地情结和农业文明，把每一个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同化，败则败在文明虽早，但终于无缘大海，难以受到崛起的海洋文明的浸润，似乎并不在意那遥远的域外，也不太在意开拓和发现，这不管是从宁夏红石峡长城之祖先留下的“华夷天堑”的石碑，还是从东海、南海一个个写着“天尽头”的标志，都说明中华民族把自己封闭于一个大的圈子内，很难超越。

      这并非说中国从来没有关注过大海。从中国实现统一之初，帝王们其实就盯上了大海，比如秦始皇盯上了大海后，派徐福带上几千童男童女出海，只不过非开疆拓土，而是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明代成祖朱棣也派人下海，这就是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然仍非开拓，只不过宣扬国威。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与农业经济的基因有关。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禁令，“不许片板下海”，目的在于把国民捆缚在土地上，以保证王朝巩固。这种政策带来了什么?连外人都很清楚，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当然，今天已经不存在物理隔绝问题，但精神和心理层面、思想观念层面未必不存在隔绝的问题。我们对秦始皇和大致同时期的西方伟大军事统帅亚历山大作一比较，可从他们二人的成就和走向窥出一些民族文化方面的端倪。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亚历山大统治了全希腊。最初建树有相近性，但后来的发展很不相同。前者完成统一六国后，开始建长城试图退回到大墙内，后者则东征西讨，消灭了欧亚非的一个个帝国，建立起一个西起古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恒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的疆域广阔的国家。前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后者除了促进希腊古文化的繁荣发展外，还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对整个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原因，前20年也没有走向世界。1972年，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北京首都机场与周恩来总理握手开始，到7年后邓小平访美，中国才有了初步的世界眼光。改革开放后，我们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和力度，但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一直羁绊着我们的步伐。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在内的人走出去了，但这些人多为屁股出去脑袋在家，以观念遮蔽眼睛。实践证明，没有观念的更新、思维的变化，人走出去的意义并不大，比如丁玲是文学家，也是早期革命者，然而，1981年访美回国后撰文，她从纽约高楼大厦的阴影中看到一个流浪汉，由此推论资本主义走向消亡，尽管这时的中国仍然很贫穷。笔者几次随代表团访问西方，发现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所提问题打着深厚的封闭与冷战思维的印迹。没有世界的眼光，就无法产生现代思维，便不具有引领世界的价值，那么中国崛起也便没有基础。

      亲近土地的结果之一是熟人道德与面子意识，这恰恰抑制了包容性和创造力。认识这一点前不妨看一下西方社会。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这是一个亲近海洋的文化，有很强的包容度。尽管欧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神学的千年统治，但由于有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米开朗基罗等一批思想和艺术巨人，将人文主义旗帜高高举起，个性得以解放，愚昧迷信被横扫，人成了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因而价值和尊严得到张扬。再加上长期的多元价值观并存，谁都不能以权力压人，只能用思想征服人，如此结果也便奠定了批评的传统和习惯。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师从柏拉图20年之久，他十分崇敬柏拉图，曾专门写诗赞美：“在众人之中，他也是唯一的，也是最初的……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处寻觅!”尽管如此，当与恩师发生哲学思想上的分歧时，仍然选择了忠于真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的传统。哲学家笛卡尔把《哲学沉思录》手稿寄给一些学者征求意见，霍布斯看后写文章批评，笛卡尔在该书出版时将霍布斯的诘难连同自己的回复一起作为附录付印。不仅如此，在霍布斯的《论公民》出版后，笛卡尔大加赞扬。

      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一直没有实现人性的彻底解放，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有形的三座大山，但思想和精神领域无形的三座大山一直没有清除。由于认识的局限或体制机制的原因，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加强，比如等级制度就在官本位中得以加强，进而人格尊严无法真正得到张扬。没有人格尊严的民族，智慧和创造力不可能真正激发出来。既然国家崛起是文化和文明的崛起，那么不能创造文化和文明，仅仅依靠GDP，肯定会中途夭折。这方面，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到位，解决的方法手段远远不够丰富。

      塑造中国精神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中国实现崛起离不开精神的力量，问题在于精神力量从哪里来，其间要做的工作有很多，这里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以更大的包容度推动更多思想家产生，保证中华民族获得强有力的思想引领，进而激发精神。中国崛起离不开思想家的引领，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尚不具备产生一批思想家的土壤和条件，主要原因是我们社会尚缺乏必要的包容思想的雅量和胸怀。习近平同志与民主党派负责人交流时强调，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这是因为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掌握公权力、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那些人，容不下创新性思想。尽管这样，还是要承认党、政府和社会的包容度在不断提升，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清晰地听到呼唤思想的强音，感受到一种历史的民族的脉动，各种积极力量正在凝聚成推动和支持思想家产生的物质条件。

      思想家如何才能产生呢?自身的努力是前提，只有不断提高修养才能够产生为国家民族担当的情怀，才会有高远的境界，进而产生超前超远的思想。执政者的包容与社会的宽容是关键，因为如果有思想家及其思想，没有环境条件同样无法保证其作用的发挥。这些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相通和相同的，只是在中国表现得更突出。比如，思想家要修养和境界，但中国的文化传统恰恰无法支持和造就。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驯化知识分子，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大的焚书事件就有十数次之多，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原因就是思想控制。西方国家有思想争鸣的传统和人文条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欧洲文化史中看出，从神学一统被打破后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看出。到了现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拥有比西方更大的思想包容度，但各种原因导致了外部挑战和压力从未间断，制度优势基本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于是为了保证主导思想的绝对优势，始终限制与之相左的思想。西方挟经济文化优势，其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一直没有出现超出其承受力的挑战，尤其后来处于绝对优势后，更不会再担心被颠覆，因而便没有限制某种思想的必要。在此前提下，其社会的多元，政党的轮替，都不支持思想控制。诸多原因决定了西方一直占据着思想的高地，拥有思想理论的主导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拥有强大经济支撑的政治自信、制度自信，再加上民族跃升的需要，必然会创造一个思想繁荣的环境条件，因而造就一批大思想家。

      既然宽容和包容的外在环境因素十分重要，那么我们就需要以扎实有效的工作和措施予以推动，其中两项工作更为现实和有效。一是更新观念，做到“把党的思想化为国家意志”，真正适应多元的时代与开放的社会，适应网络等新媒体的到来，适应学会了思考和求异、由感恩心理转变为纳税人心态的广大民众，以适应其作用发挥。特别是要确立起科学的思想观念，以真理和思想的力量服人，而不是仅仅靠执政资源。因为当权力替代思想时，便没有了追求真理和思想的动力。其实，伟大的政党和民族，不仅宽容思想家及其思想，并且还要鼓励思想家去思想，哪怕阶段性上其思想与主流价值并不很合拍，还是要鼓励富有牺牲精神的思想家产生出来，这是为历史负责，为民族乃至人类负责。二是让最有思想的人从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不断改善管理者的人文品质。如果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者多是思想僵化、不思进取，且把弄权作为乐趣的人，就不要寄希望中国出现思想的辉煌。如何才能实现管理者与思想者的良性互动?最佳选择是让有思想的人从事意识形态工作，因为自己有思想便不怕别人有思想，就会支持别人产生思想，武大郎开店断不会欣赏思想家及其思想。至于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人文品质，也是条件之一。有人这样说，一个所有人能够自由运用良知的社会，就是一个自由的理想社会;一个自由的理想社会，也就是所有人都能自由运用良知的社会。只要阻止人们自由运用良知的特权消除，即使良知曾经失去也会自然地回到人们的心中。缅甸最后一任新闻审查总长的故事让人看到了人性和良知复苏。缅甸废除新闻审查制度后，一个长期只知限制而不知创造的高级官员突然不再掌握权柄，昔日每天都要发出大量命令、禁令的办公室变得冷清，但他收获了一份更加宝贵的东西——久违的善良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他终于认识到，自己过去长期从事的新闻审查、钳制言论自由，与不断变化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可以想见，当意识形态工作者自己的人文品质提升后，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必发生变化，一种良性互动由此逐渐形成。实际上，看一下看我们网络媒体的变化就会理解，以往的大量删贴影响极坏，而今很少见到网络删帖，结果情况并没有变坏，而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印证的恰是堵与疏的历史经验。

      解构神性、人性、兽性，弄清生命的意义，确立民族性与普世性相结合的核心价值观，为人性觉醒和神性张扬奠定坚实的基础。不管是对于单个人，还是一个集团或民族，精神提升都是一场有始无终的运动，并且需要清晰而又科学的价值坐标和坚实的基础。没有清晰和科学的价值坐标，无法明确前进方向，没有坚实的基础，无以建构精神大厦，即使建设起来，也很难经受住各种思潮的冲击。

      怎样解决价值坐标和建设基础呢?最重要的是弄清何谓神性、人性和兽性。因为它蕴含着什么是人，人的本质需求与发展规律，甚至内含着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终极命题。人性与兽性不难理解，但什么是神性在中国社会却是长期被忽略的命题。简言之，神性就是人性中升华出来的部分，主要是精神化的内容。如孙中山在《国民应以人格救国》中所言：“古人所谓天人一体，依进化的道理推测起来，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既成人形，当从人形更进化而入于神圣。是故欲造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步到了极点。”人性中有神性也有兽性，抑兽性张扬神性，是提升个人精神品质所在，也是提升社会人文品质所在。

      为什么如此一个重要命题被我们忽视了呢?主要还是我们片面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种情况下，不仅忽视了神性，并且对人性也予以批判。比如，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文化大革命由打破迷信发展至摧毁宗教信仰，改革开放后精神出现反动，由精神万能走向拜金主义，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共产主义信仰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次次的精神打破，已经让我们的社会渐渐远离崇高。神性没有了，人性也越来越难以坚守，最可怕的兽性却越来越多地释放出来，并且越来越有市场。假如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些都是正确和必要的，那么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价值系统，以求建立一个与时代、与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创新了的理论相适应的新的价值坐标，以保证将社会引向前进。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两方面的人找到精神的生长点。一个是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找到精神力的生长点。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有什么样的政党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环境，进而影响和造就什么样的社会风气。所以，在这方面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较世界其他政党承担了更多的建构精神大厦的责任，比如西方信仰的责任由社会或宗教组织完成。中国共产党不信宗教，因而只能在政治信仰上找出路，而这又遇到世界政治生态变化的挑战，所以，如果不能重新诠释政治基础、解读共产主义信仰，就很难突破现实的瓶颈。信仰问题之外，就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消除官本位思想，同时确立更为先进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唯此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之源。正所谓“政者，正也”，没有公正就没有道义，因而也不具有美化自己进而美化社会的可能。

      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从利益上入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这就意味着我们建设党员干部的精神大厦，必须着眼于利益关系，物质和精神原本就是一个平衡与互换，物质利益区分好了，精神追求也便得到加强。具体地说，如果官员失去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必然追求社会价值和道德形象，目前情况不理想，就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形成了错误诱导。有专家尖锐地指出，当一个社会出现了用贪婪去规范和引领守法，用腐朽去规范和引领廉明，用丑恶去规范和引领善良，用邪恶去规范和引领正义时，结果只能是走向衰败的深渊。败坏的权力总是社会败坏最危险的根源。今天我们越来越关注分配公平正义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官的利益太大，由此导致社会失衡，这个利益并不仅仅表现于物质利益，还有社会价值实现上的利益。按照西方的标准和实际作用，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创造是关键，另一个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然而，在中国最值得敬重的恰恰不是这二者，过去不是现在还不是。看一下中国历史，从来只张扬并不产生文化与财富的“官”。走遍全国的文化遗迹，你会感受到当官的身后荣耀，即使是文化人也必须有官在身，否则仍然难留遗迹，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张衡、祖冲之、宋应星……，皆如此。甚至到了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戴着“臭老九”的帽子，直到时下，仍然很难感受到自己劳动的意义和价值。这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法国的先贤祠，72贤人中仅有11位政治家。为什么说重新弄清意义和价值、重构价值坐标对于缓解社会的紧张很重要?这是因为，只有在中国创造文化的科学家、社会学家是一流，财富创造的企业家是一流，官员是一流，三驾马车并行之时，才不会失衡，才会让人们各得其所。既然各个职业领域都可以获得社会价值和精神享有，也便不会扭曲自己，尤其官员阶层的精神空间才变得丰富而又正面。

      另一个是为社会大众找到精神力的增长点。古人云，衣食足知荣辱。西方人讲，没有饭吃的找饭吃，有了饭后必追求社会价值的实现。当下中国正处在由物质而精神的转折期，比如许多富豪开始投入到公益事业上来。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呼唤，很重要的是找到超越以往的精神力量的源泉。这一点涉及到我们的观念如何实现突破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在访俄期间强调指出，不能身体进入21世纪，脑子却停留在冷战时代。这已经点其要害且指明了方向。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与西方社会精神力量的源泉有很大的差异。西方的文明有两个源头，基督教的博爱教育下的西方社会多不从仇恨的角度激发精神力量，而是从道义和责任上激发，这就形成了中西方差异。比如，他们的军人有时并不因为是敌人而忽略英雄，他们会敬仰勇敢的敌人，日本军人就向抗日英雄杨靖宇和狼牙山五壮士鞠躬，这不是鼓励对手消灭自己，而是让自己的官兵崇尚英雄。西方人并不因为失败而另眼相看打了败仗的人，他们甚至奖赏被俘者。而我们的力量来自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在世界发生重大转变之际，我们要求他人不能再有冷战思维，那么我们自己也不应停留于冷战思维，我们必须以博爱之精神、责任之担当提升自己的大国情怀，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既可以提升自己，同时可以赢得世界。

      以新政治观突破思想和观念制约，强化自身优势，建立起富于时代特征又满足现实需要的精神体系。我们国家和民族有自己不可复制的优势，只要在政治观上实现突破，必能产生足以引导民族实现精神飞跃的力量。十八大期间，西方有媒体评论，“中共换届比美国大选重要，将影响世界”。此言很有道理：首先，西方权力运行体系着力点在限制行政官员的权力，总统权力有限，发挥空间较小，为什么总统竞选电视辩论焦点在民生?与此有关。中国的社会制度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都高度集中，这就形成党和政府权力的相对无限，包括党的总书记、政府总理都拥有较西方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这种力量必然伴随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加强而反映出来，所以说中共换届比美国大选重要。其次，美国总统在竞选时已经把自己的施政理念全盘抛出，没出现意外便无悬念和猜测的空间。中国的领导人的理念很少在上任前充分展示，只有等职务明确时才会表达自己的意志和理念，既然无法提前获知，只能等待选举结果。再次，美国已经形成了完善而稳定的国际关系框架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理念，而这些基本上不是单个力量所能改变的，也就是说总统只能在有限事务上进行调整，无权无力作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与此有差异，虽然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明确，但并未进入不容改变的程度，尤其是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处于探索进行时，怎么发展变化空间很大，而往哪里变直接影响着世界。此外，我们以政治信仰来建设精神大厦，西方由宗教信仰支撑精神大厦。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激发精神力量，也就是所谓的仇恨教育，西方则多从利益之争来寻找精神力量，等等。中西差异奠基于文化和政治，无法互换，那么我们在解决精神大厦时就只能在自己的传统和道路基础上求突破。

      当前最应当做好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华民族的信仰，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普通民众该拥有什么信仰?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信仰共产主义，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多元价值观决定了不同人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总有人不信仰共产主义。至于中国共产党内的成员该信仰什么，这个容易理解，必然是共产主义，如果加入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政党者不信仰这一主义，就不应当进来，而进来又不信仰，必出现人格分裂，抑制高尚的精神追求。实际上，没有对政治的重新解读，便没有新政治观的产生，而没有新政治观的形成，便不会真正弄清共产主义是社会目标还是精神目标，因而也就无法实现精神大厦的提升。

      我们正在形成解决精神大厦建设的必要条件，三大支持逐渐成型。首先，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的能力在增强，对创造思想、创新理论的支持和包容度在不断提升。邓小平提出人类共有文明，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十八大报告提出命运共同体，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最近，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不懂就是不懂，要努力弄懂，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有了对理论的渴望与追求，有了对规律的把握，特别是有了宽容和包容，我们党的理论实现大的突破就成为可能。其次，理论工作者不断提高担当精神。这是由社会发展进步决定的，也是由人们的精神走向决定的。我们讲衣食足知荣辱，在满足了温饱后，人们的价值追求趋向精神，为什么古人说哲学是有钱有闲人的事情，原因就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理论工作者也有一个修养不断提升精神的问题，也只有精神境界的提升才会推动思想的产生。再次，民众逐渐走向成熟和理性。思想的产生需要土壤和动力，这个土壤和动力除了前面两个方面，很重要的是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一种无形的动力。思想者的思想除了为执政者提供服务，另一重要作用是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思想者是社会的，他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追求价值，既然需要社会的评价和认定，那么民众的价值追求提升，必作为一种动力传导到思想者的身上。

      那么，新政治观对于精神大厦的建设有什么作用呢?所谓新政治观，强调的是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后，我们原有的政治观已经无法有效解读变化了的世界，比如，原来支撑我们精神大厦的核心是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如何实现?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理论的突破，我们已经不再追求消灭资本主义。十二大党章修改删除了国际共运的内容，中央领导出访也明确强调“我们不输出革命”，再加上“命运共同体”的最新表述，自然给人们以共产主义无法实现的感觉，当一种精神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后，也便失去了魅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放弃共产主义，因为放弃的结果就是惟功利目标、眼前目标，而没有远大目标，就出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所说的情况：政党没有高下，因而没有谁高于谁。假如共产党不存在高于其他政党的部分，也就必须和别人一样处在一个平台上竞争。既然优势在远大目标，而过去的实现途径已经切断，那么我们就需要开拓新路，让追随者感知、认知，进而追随。这个工程是宏大而艰难的，其过程与结果都涉及新政治观的确立。

      大国崛起是一个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加深认识的命题，在一定意义上，认识的程度直接决定着中国能不能崛起和走向哪里。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工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