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蔡永飞

      摘 要：

      中国共产党过去是一个领导革命的政党, 现在是一个领导建设的政党, 并且正在向着成熟执政党进行历史性的转变。作为革命党、建设党, 她由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建设的规律所决定, 要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变, 也必须遵循这些客观规律。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 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 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 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判断。研究探讨革命党从履行革命职能到履行建设职能、并完成自身转型的规律, 对于推动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革命党是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领导人民推翻旧政权的革命党, 但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特征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寻找。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 革命党是一个与 改良党相对应的概念。这一对概念形成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19 世纪90年代, 在国际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第二国际中, 出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对立的修正主义理论, 爱德华·伯恩斯坦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 提出了一整套否定革命、主张改良的政治纲领和策略原则, 其出发点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 “变成一个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政党”?。所谓改良党, 就是主张把原来主张进行暴力革命的党, 改变为接受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在体制内推进社会改良的党。伯恩斯坦有一句名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运动就是一切”?, 就是说, 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再好, 也不如脚踏实地解决具体问题。列宁曾经这样描述:“伯恩斯坦以及其他修正主义者说: 请看看实际情形吧, 鼓起勇气说出实际情形吧——未免在德国都在为改良而斗争, 未免实际上都是改良主义者, 我们是改良的党。在列宁看来, 改良不可能消灭雇佣奴隶制, 这只是一句空话, 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1] ( P13 14)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 罗莎·卢森堡写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系统批判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 考茨基的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反对把社会民主党变成资产阶级改良党的主张, 但真正彻底批判改良党的主张, 并建立起一整套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的是列宁。列宁是作为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党概念的确立者和阐释者, 也是按照这一建党理论进行了成功实践的第一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过程中, 在与俄国党内经济派、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中, 在领导俄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 列宁写作了《怎么办》和《进一步, 退两步》等重要著作, 系统阐述了他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理论。 　　

      根据列宁的阐述, 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 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 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思想政治上的特征, 指的是: 革命党的指导思想是先进的, 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政治纲领是先进的, 它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 以共产主义为理想; 党的成员是先进的, 他们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党在作风上是先进的, 在思想、道德、工作等等方面都优越于一般工农群众, 等等。在列宁看来, 改良主义是一种适应了工人阶级的自发要求的不革命的政治主张, 而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能够适应的也只是改良主义, 而不是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因为, “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各国的历史都证明: 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 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 必须同厂主斗争, 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 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 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 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 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 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2] ( P317 318) 只有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曾经受到良好教育( 有教养 )的人, 才能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创造革命理论, 形成无产阶级革命的 自觉性, 并通过党的 教育, 使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而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就形成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列宁在怎么办中说,“在现代社会中, 假如没有十来个 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 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2 ] ( P401) , 只有十来个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聪明人, 才能组成无产阶级政党, 领导工人阶级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列宁还提出了职业革命家的理论, 认为具有先进性、自觉性的职业革命家及其组织, 是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他说, 没有职业革命家, 没有能干的干部, 事情总是寸步难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客观规律的科学, 只有掌握了这个理论, 具备了自觉性, 才能建成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从而正确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 有效地动员和组织人民, 推翻反动的旧政权夺取革命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先进性, 是党必须成为革命领导力量的条件, 决定了党的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如果说, 在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地位常常是党内斗争的产物的话, 那么, 像俄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那样, 是不是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则最终是通过革命战争血与火的考验得以证实的。 　　

      第二, 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 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组织形式上的特征。在列宁看来, 党是有组织的部队, 也是党的先进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有组织的部队这一特征指的是, 党以民主集中制把党的组织和成员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整体,它具有组织统一、行动统一和权力相对集中的特点。组织统一指的是, 在革命党内, 每一个党员都必须隶属于一个组织, 每一个组织都隶属于其上级组织, 各级组织隶属于党中央。行动统一指的是, 党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决策, 一旦决策形成, 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严格执行, 党以铁的纪律对此加以保证。权力相对集中, 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党的领导权力相对集中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应当说, 革命党作为有组织的部队这一点尤为重要。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 除了组织, 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 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 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 , 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 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 都是支持不住的。[ 3] ( P415 ) 因此, 列宁说: 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 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4] ( P337) 列宁这一理论在实践上的成功, 使要不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自觉性的民主集中制的党的争论, 变成了革命党和改良党、 议会党、 机会主义党的分野: 按照党是先进部队、有组织的部队这一理论去建党的, 才是革命党, 反对这一理论的政党就不是革命党。列宁曾经指出: “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在于它没有革命的政党。有谢德曼、列诺得尔、韩德逊、维伯之流的叛徒的政党, 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的政党, 可是没有革命的政党。”[ 5] ( P110) 　　

      第三,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这是党与其他政治组织、国家机器关系上的特征。由党的先进性和有组织部队的特性所决定, 党必须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具体说来, 在党和其他政治组织、国家机器的关系中党领导一切。在革命年代, 党通过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 从而由党直接控制军队。1907年5月, 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军事和战斗代表会议的记录一文中说: “无产阶级组织应占绝对统治地位和拥有决定权, 所有的军事和战斗组织要完全服从它, 这些战斗组织必须完全由社会民主工党工人党员充任骨干, 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容置疑的事情。”[ 6] ( P304 ) 这一要求体现在中国, 就是 支部建在连上, 党指挥枪。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但列宁说, “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 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 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 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 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 7 ] 　　

      中国共产党具备了这样三个基本特征, 因而才是革命党。邓小平说: “就党的学说而言, 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 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 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 毛泽东不仅用列宁的建党理论缔造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党, 而且还丰富发展了列宁的建党学说, 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 8] ( P41) 　　

      二、从革命党到建设党 　　

      革命党, 从字面上看, 完成了革命的使命,推翻了旧政权、掌握了执政权, 就应该不再是 革命党, 而成为执政党了。然而,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并没有把革命仅仅解释为政治革命, 而是具有更广泛含义的社会革命, 不仅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还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要领导人民完成对旧的物质生产方式的革命、对旧的文化的革命, 要实现“两个彻底决裂, 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毫不奇怪, 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9] ( P271 272) 按照邓小平的说法,“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 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 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 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 10] ( P311) 在执掌国家政权的历史阶段, 即使党在思想政治上、组织形式上仍然保留革命党特征没有变化, 但既然它的使命已经是指建设新社会、新国家, 从而使之发生革命性变化的革命, 这样的 革命, 实质上并不是革命, 而是建设, 党已经从 革命的革命党转变为 建设的革命党, 本文认为应当称之为建设党。 　　

      （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建设党的主客观条件 　　

      事实上, 对于中国人来说, 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产生吸引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所以能够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 关键的原因正在于, 俄国共产党不仅是革命党, 而且是建设党。据当时舆论所提供的信息, 共产党在苏联建设了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 让苏联国家强大、人民幸福, 因而苏联共产党应当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人们可以从鲁迅所写的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祝中俄文字之交、答国际文学社问等文章中看到, 苏联曾经让中国人多么神往。鲁迅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一文说的这一番话, 体现了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先前, 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 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 但不知道这新的 该是什么; 而且也不知道新的 起来以后, 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 我才知道这新的 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 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 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 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 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 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 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 11] ( P11 ) 　　

      如果说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的初期还曾经有一种实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意图的话, 那么, 新政权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很快就使列宁现实起来。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写道: “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 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 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 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导常的条件吗? ”[ 12] ( P371) 那么, 列宁领导的革命所争得的是什么样的文明发展道路呢? 那就是后来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列宁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 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13] ( P163) 在陷入帝国主义干涉的包围的时候, 列宁还说,“如果德国革命仍然迟不发生,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资本主义, 用全力采用这种资本主义, 为了比彼得大帝更迅速地促进野蛮的俄罗斯人迅速采取欧洲成果, 决不惜用独裁方式, 在反对野蛮势力时, 决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 14] ( P315) 也就是说, 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实质, 就是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建设发展道路。 　　

      而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榜样, 或许主要原因并不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帮助中国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不是苏联的榜样多么好, 而是苏联的国情和中国国情有着十分突出的相似性。在马克思和列宁看来, “俄国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半亚洲式的社会条件、风俗、传统和机构的国家”[ 15] ( P25) , 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式、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 [ 16] ( P152) 以至于俄国共产党掌权之后, 俄国的革命政权仍然是“用苏维埃的油膏轻轻涂抹过” (列宁语)的沙皇式专制政权。当然,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 俄国共产党也曾与其他一些政党合作建立了类似西方的多党制, 但由于革命前俄国社会并没有民主传统, 最终还是形成以一党制领导国家的体制。因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法以民主方式达成协议, 经常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解决分歧, 1922年, 俄共(布)十一大宣布: 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 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只是利用了亚细亚国家政权具有对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调动能力这一特点和条件, 从而集中力量办大事, 极大地加快了采取西欧先进文明成果改造旧的生产方式、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而苏联共产党只是适应了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已。 　　

      就此而言, 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国情的产物、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产物。在近代以后, 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 中华民族一直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只有通过革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建立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的体制, 才能尽快建立起保障国家安全、民族独立的物质技术基础, 才能尽快形成为社会转型所需要的物质技术、科学文化和社会法律制度条件。同时, 中国也是一个具有长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 具备实行苏联模式。 　　

      社会主义的历史文化条件。也可以说, 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革命党的出现, 具有应运而生的历史必然性。尽管语言有各种表述, 但事实上,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年代开始, 它始终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工具。1987年中共十三大首次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 其实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因此,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它的历史使命并不仅仅是领导革命, 更重要的是领导建设; 完成了领导建设的历史使命之后, 才能逐步转变为执政党; 反过来说, 革命党要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变, 必须要经历一个建设党的历史阶段。因此, 2002 年,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 “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 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二）革命党搞建设仍然采取的是革命党方式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历史来看, 执政以后党作为革命党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比如, 党仍然以政治动员和精神鼓励为动力, 靠保持党的先进性来保证党的领导的合法性; 党仍然以民主集中制来组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靠党组织的组织统一、行动统一和权力的相对集中来保证党的领导的高效率; 党在掌握了全部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设的革命党实行的仍然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以党代政, 国家政权机关只是党实施领导、发挥领导作用的工具。改变了的只是党的职能: 由党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实际状况所决定, 党必须以建设新的国家为其使命, 尤其是着力推进工业化为重心的经济建设, 发展社会生产力, 强化本国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之所以在党履行领导建设职能的历史阶段革命党仍然是革命党, 是因为革命党领导建设具有突出优势, 这就是党的无与伦比的领导能力和执行力。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 都曾经是世界历史上现代化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按照美国政治学家乔治·萨拜因的说法, “就宇宙范围而言, 列宁的党是一项驯服人类命运的工程”[ 17 ] ( P887) , 对列宁来说, “政治简直就是在整个宇宙范围内利用各种可能性的艺术。”[17] ( P886) 　　

      中国共产党作为建设党大体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苏联的阶段, 即从1949年到1978年。第二个阶段则是改革开放的阶段, 这是一个放弃一部分苏联模式, 转而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就说过:“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18] ( P85) , 而所谓现代化水平, 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的水平”。[ 18] ( P10 ) 他说, “过去, 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 是吃了亏的。”[ 18] ( P44) 学习西方国家, 主要是学习美国。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说, “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18] ( P109) 邓小平甚至还说过, 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建设党, 从学习苏联转而学习西方, 并不是其建设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正好相反, 恰恰是建设党的性质和使命, 决定了它必须学习国际上最先进的建设发展模式、选择最有利于完成其建设使命的发展道路。 　　

      在改革开放时代, 中国共产党作为建设党的特质没有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改变而改变,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仍然是由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主导的, 党仍然以直接领导和推动的方式发展市场经济, 这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各级政府的直接主导和操作下, 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中国比计划经济时代发展更快。在改革开放30年后, 中国经济总量逐步跃升至世界第三位。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世界经济的时候, 中国已经具备了抵挡危机冲击、引领世界经济率先走向复苏的实力, 以至于国际舆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革命党方式直接领导建设, 应当是中国模式的主要和基本的特征。 　　

      （三）革命党搞建设的理论逻辑 　　

      当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解释革命的理由的时候, 似乎还隐含了革命党搞建设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 面临民族危机, 革命党也不得不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其实,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主张, 就是在批判、扬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马克思曾明确提出, 像俄国这样的国家本来就应当通过革命来避免走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他说: “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 那我要问他们: 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 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 先经过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 ”[ 19 ] ( P130) 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一切民族, 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 都注定要走上这条道路, 我要请他原谅, 他这样做, 会给我过多的荣誉, 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19] ( P431) 也就是说,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决定了共产党必须作为革命党领导建设, 走出一条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文明发展道路, 或者说现代化道路。 　　

      另一方面,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 俄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其实也就是时代推出来遏制资本主义, 由各自民族危机、民族利益催生出来执行本民族 应急性历史使命的革命政党。之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承担应急性的革命和建设使命, 就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太强、非资本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太弱, 而由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所决定, 如果不能阻止资本主义邪恶本性的肆虐, 许多非资本主义的弱小民族就面临灭亡的威胁, 这在美洲、亚洲许多地方都曾经是历史事实。在像俄国、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先进性特质也决定了它们的使命。列宁曾经说, 共产党是“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它们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是历史的必然。既然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下运用最先进的组织形式聚集了一个民族最先进的分子, 就中国来说, 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共产党人挺身而出、主动承担民族的使命, 是他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 全国4亿多人口约有3. 2亿文盲, 占人口总数80%, 农村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在这样的条件下, 共产党组织集中了当时中国从文化上、精神上最优秀的人群, 担负起领导建设的责任, 他们也是责无旁贷。 　　

      但是, 反过来说, 就历史责任而言,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使命基本上也应当仅限于此: 就本国来说, 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即不仅领导革命事业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 而且领导建设事业奠定了国家安全的物质技术基础; 就世界范围来说, 完成了超越资本主义、走出了不同于并且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急性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世界将进入新的 常态化的历史发展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 完成了这样的使命之后, 从理论上说, 在这样的条件下,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应当消亡。但马克思所谓的消亡, 其含义并不是消失, 而是转变、转型。 　　

      三、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一）革命党转型的现实逻辑 　　

      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逻辑规定了革命党搞建设的使命, 社会主义国家现实发展的逻辑也决定了革命党转型的使命。之所以革命党领导革命胜利之后仍然要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是因为革命胜利的时候中国社会还是那样一个社会, 一旦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全部完成, 经过发展实现了社会转型, 党的转型将作为社会转型的一部分随之完成。中国共产党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也是历史的必然。 　　

      第一, 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 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转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成为俄国共产党式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一方面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另一方面, 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基础上的社会结构, 中国物质生产方式的落后是中华民族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侮的根源。1949 年,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 “中国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今天,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 就其基本形态说来, 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 即是说, 同古代近似的。”[ 20 ] ( P1430 1431)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强有力国家政权最重要的原因和社会基础。到21世纪的头10年之后的今天, 这种格局已经彻底改变。据有关专家研究, 2008年, 我国三次产业的比例为114940, 城市化率为44. 9% , 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 但距离最先进的现代化国家已经不再遥远。可以预期, 到本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结束的时候, 中国现代化建设任务将基本完成。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基本实现了物质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政治上层建筑就必须与之逐步适应, 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政党制度必将发生相应的改变。 　　

      第二, 中国思想道德建设的进步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列宁当年论述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的条件时说的那种无产阶级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 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在我国, 9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 高等教育也进入平民化时代。特别是市场经济基础上个人独立人格的逐步形成完善, 鼓励个人自主创造力已经成为时代强音, 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也已经写进了宪法。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 社会公众对执政党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 党自身也在不断变化, 不转型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 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转型。2002年, 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命题, 但在实践中国共产党早已经开始逐步推进这一转变, 在执政理念、体制改革、组织建设等等方面已经向执政党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包括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开始采用执政党概念, 十二大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十三大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口号、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十六大确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等等, 都体现了党的转变和转型。在现代化建设不断进步的条件下, 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进入重化工业时代, 工业化的升级, 使建设党急于求成的特性发生了新的变化。2003年, 中国共产党针对原来过于依赖投资、依赖消耗资源和透支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方式,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强调以人为本, 注重社会建设, 强调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来看, 这一新的执政理念的提出和实践, 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这一转变的重要步骤。2007年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民主发展路线图。2009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可以看作是推进这一转变的一个规划。党向执政党转变已经在量变的积累之中。 　　

      （二）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目标 　　

      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应当是通过职能的转变、结构的转型、运作方式的调整等, 使党转变成为一个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的执政党。所谓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首先是, 党所主动承担的 应急性的建设使命已经完成, 社会已经进入常态化建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 执政党仍然要领导建设事业, 但执政党应当扬弃 应急性建设时代的运作模式, 而采用 常态化建设时代的运作模式。其次, 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已经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 党的领导方式、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等等, 应当从适应中国社会原有经济基础的革命党(建设党)模式, 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上层建筑的运行所需要的执政党模式。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政党和政党制度必须适应依法治国的要求, 党的领导地位的政治合法性应当和法律上的合法性统一起来。再有, 从理论上说, 党原有的符合人民利益需要的很多优良传统可以保留, 需要改变也必须改变的是那些不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基础需要的特点。比如说, 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治市场也是一个竞争性市场的话, 那么, 如果中国共产党仍然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仍然是组织严密的 职业政治家组织, 未尝不会在此基础上成为一个更具有竞争力的政党组织。 　　

      党需要转的内容有较多方面, 依本文之见, 从现阶段实际情况看, 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其一, 党在国家机关之上包办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问题。就党和国家、社会的关系来说, 革命党的特点是, 它的产生和发展超越于国家和社会, 在执政之后则倾向于以党代替国家、社会。可以说, 现阶段党组织的职能定位、部门设置和分工、工作方法等等许多方面, 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党的这种革命党思维惯性。迄今为止党的建设作为一门学科, 它研究的也主要是革命党的建设, 它的学科定位、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等等, 体现的也主要是独立于政治学的革命党思维。应当说, 这样的做法和理念已经不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如果说建设党在国家机关之上执政是应急性建设任务带来的一种应急性体制的话, 当社会转型为常态化的社会时, 应急性的体制也应当转变为 常态化的体制。从世界历史上多数国家政治运作的情况看, 代表国家利益、开展政治活动的是国家政权, 执政党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组织。如果能够创造一个政权平稳更替的体制机制, 来代替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旧机制, 那才是完成了政治革命, 才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在那样的体制机制中, 政党应当是国家政权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而不应当高于国家和社会。从逻辑和客观需要来看, 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之后, 党的建设就应当是执政党的建设, 政党制度就应当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同时,必须以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为条件。要将政党制度纳入国家政治制度, 就必须加强国家制度建设, 让国家政权的运行依托必要的制度和程序。在党不再以革命党的方式包揽社会事务的时候, 必须有大量的社会组织来接替政党组织, 并且通过社会组织来为执政党更好地联系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总之, 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应当是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政党制度对于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重要性来说, 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应当是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二, 依法执政的问题。我国现行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同时也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82年中共十二大章程已经规定,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宪法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事实上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仍然是一种困扰。如果说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础上落实宪法的话, 那么, 如何制约领导党和各级党组织的权力, 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下行使执政权、并且依法接受监督, 应当是党完成转型的关键。解决依法执政的问题, 需要把革命党的先进性转变为执政党的合法性。一个政党取得并巩固领导地位, 不仅要在实际上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还应当通过具体程序来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加强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需要同时加强程序意义上的合法性建设。加强先进性建设, 最低限度必须表现为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按照宪法法律、制度、程序办一切事情, 这是对实施依法治国的执政党的起码要求。法律是社会成员必须坚守的行为底线, 先进的领导者处于社会各阶层的高端, 他们不能仅仅守住底线, 而必须具有上位 的追求, 成为道德上的楷模, 正如毛泽东曾经要求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那样, 不能 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作为社会的先进组织, 党应该自觉接受监督, 应领导人民制定限制和约束权力的程序, 以方便社会成员的监督, 把欢迎和接受监督的承诺落到实处。应当努力克服随意性,“制定和完善履行领导职责的制度和规范, 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21] , 依据国家宪法和法律实施执政行为, 从而以依法执政来保持先进性、巩固执政地位。 　　

      其三, 执政党领导机关的分权问题。革命党成立于革命战争年代, 由于特定环境条件的需要, 党的领导权集中在人数不多的中央领导机构手中。就中国共产党而言, 名义上是 全党服从中央即中央委员会, 实际上, 在遵义会议以后, 代表 中央的也就是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掌握实际权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有几篇文章谈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重要性, 他强调: “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 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 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23] ( P310 ) 而且不仅常委会, 事实上, 在党的领导集体中还有一个领导核心。1943年, 根据刘少奇的提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赋予毛泽东最后决定权。正如邓小平所说的,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 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23] ( P310) 但是, 政治权力的行使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由一个权力主体掌握,会降低权力运行的质量, 也会影响权力运行的效率。因此,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 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形成这样一个分权体制, 将是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环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依据权力运行的规律来设置权力结构体制, 就是提高 科学化水平。 　　

      （三）推动党完成转型需要具体规划和时间表 　　

      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着13亿人口, 领导着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领导着拥有近8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自身的变革和发展, 无论党的哪一项历史使命, 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党的转变、转型, 并不仅仅是党自身的问题, 也是整个国家的建设发展的问题, 它不仅取决于作为建设党的建设任务完成的状况, 也取决于发展中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状况。从操作层面看, 推进这一转变, 　　

      既不能不思进取、无所作为, 也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冒进, 急不得、缓不得, 快不得、慢不得, 有必要提出具体规划乃至时间表。 　　

      邓小平曾在1987 年预测:“大陆在下个世纪, 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23 ] ( P220) 假定这一预测可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目标的话, 那么, 2050年距离现在时间已经不是很多, 需要早作安排。当然, 普选并不一定非得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 但到什么时候确立起什么目标, 也需要时间表。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 不仅经济建设的任务非常繁重, 社会转型的压力也很大, 需要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 保持政治体制基本稳定是党和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 领导党的转变、转型并不具有特别突出的紧迫性, 即使具有紧迫性, 也不可急躁冒进。但是, 20年机遇期之后,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的时候, 如何实现党的转变、转型, 需要尽早作出规划, 制定一系列具体实施步骤。今年是2010年, 尽管20年黄金机遇期的前10年刚刚过去, 但是, 为了国家的稳定发展, 像领导党转变、转型这样的重大课题, 不仅必须尽早研究制定战略规划和具体方案, 也需要在此基础上在一定范围、一定领域内进行试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1988年6月开始试行, 到1998年11月才结束长达10年的试行; 而从1999年到2009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了10周年, 这一制度也远未成熟。就执政党自身的改革而言, 虽然不一定也都要试行10年, 但试行一定时间是必要的。时间表体现预见性, 有利于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不管需要多少时间, 有了时间表, 才能进一步明确领导者和各方面的责任和每一阶段的任务, 才能向着阶段性目标和总体目标大力推进。同时, 时间表是约束力, 有利于明确任务、提高效率。1989年, 邓小平要求有关部门在当年内制定出台一份关于多党合作问题的文件, 尽管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 但由于有了时间表的约束,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最终赶在1989年12月30日颁发了。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在当年内完成的时间限制, 这一重要文件就有可能延期推出。同时, 领导党的转变、转型作为权力关系、利益关系的调整, 肯定会十分艰难复杂, 但从今天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和公众的支持程度来看, 制定一个时间表是完全可能的。非常重要的是, 时间表本身将表明,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一定会是一个可控的过程。只要这个时间表来自于广泛的共识, 那么它不仅将规范改革的领导者的行为, 也会约束改革参与者、支持者的行为, 从而推动全社会为落实时间表而共同奋斗。再有, 时间表是定心丸, 有利于稳定人心、凝聚力量。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有了领导党转变、转型的时间表, 并且按照时间表稳步推进, 不仅会给执行时间表的人们带来信心, 更将给关心关注执行时间表的人们以希望。改革开放30多年了, 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日益增长, 社会已经形成了多元利益格局, 人们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执政党党内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顺应人民的民主要求确立领导党转变、转型的时间表, 将是对人们的参与愿望和热情的巨大鼓舞, 参与的积极性将会被进一步激发; 非常重要的是, 此举有可能积极主动地化解种种急进或者保守的消极因素特别是某些潜在的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 人们的政治参与将会被引导、整合到有序的政治发展道路上, 中国政治发展将会成为一个理性、健康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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