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刘继贤　　

      战略思维是从总体上运筹与思考问题的高级思维，是对全局性、长远性重大问题作出决策的科学思维。战略思维的高低优劣，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事业的成败。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战略思维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具有非凡的革命气魄和胆略，具有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和水平。 　　

      敢于斗争的战略思维 　　

      我们党的战略思维首先是斗争性思维，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为革命斗争服务。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的战略思维的突出特色。 　　

      敢于斗争体现了我们党坚强的战略意志。毛泽东指出：“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 　　

      敢于斗争使我们党在革命战争中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周边的战争侵略，“敢不敢与美帝国主义较量”，成为对我们党敢于斗争战略思维的一次空前考验。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曾多次呼吁和平解决问题，但美国置之不理，直到中国被迫出兵参战打痛了它，它才不得不同意谈判。在谈判中，美国又不时叫嚷“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来辩论”。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这是何等的气势！正是有了这种气势，有了以打促谈的正确方针，志愿军才牢牢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同时也牢牢掌握了谈判桌上的主动权，才有了朝鲜停战协定的最后签字。

      驾驭全局的战略思维 　　

      驾驭全局源于在掌握全局情况基础上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中国革命的形势异常错综复杂，对战略决策者驾驭全局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首先充分掌握全局的情况。在长期的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面对复杂的国内形势，又要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这就要求首先从宏观上分析时代、环视形势、解读战争态势，全面的进行研究思考。 　　

      毛泽东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战略思维之所以强调顾全大局，是由于战争和国家安全问题尤其需要整体的考量、长远的考虑、宏观的驾驭，一方面需要关照到各个方面、各个方向、各个时期、各个阶段，正所谓“不能谋一世不足以谋一时，不能谋全局不足以谋一事”；另一方面需要正确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坚持局部服从全局，敢于和善于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全国解放战争之初，面对占绝对优势力量的国民党军，毛泽东全局在胸，制定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正确作战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在大步进退中调动敌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以放弃临沂、张家口等105座城市为代价，取得歼敌70余万人的重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春，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枢延安发起进攻，面对志在必得的敌军，毛泽东再一次显示出战略家的风采，决定党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说：“我们要拿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这是何等的气魄！

      把握枢纽的战略思维 　　

      把握枢纽源于对主要矛盾的准确认识与把握。中国革命战争所涉及的点多面广、矛盾众多，如何分清主次矛盾，抓住要害、把握重点，是对我们党的战略思维水平的重大考验。1936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步伐加大，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则下降为次要矛盾。在此之际，“西安事变”爆发，中国革命处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枢纽，以民族矛盾为重，极力促成事情的和平解决，并实现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开创了全国抗战的新局面。 　　

      具体到作战指挥中，毛泽东要求“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他始终把中心注意力放在把握和解决对战争全局带关键性的问题上，这一点，在指挥解放战争战略决战过程中体现得十分突出。辽沈战役发起时，毛泽东反复强调迅速攻克锦州“是整个战局的关键”，要求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锦州的迅速攻克，完成了对东北国民党军的封闭，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担负锦州防守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范汉杰感叹：“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科学预测的战略思维 　　

      科学预测体现了我们党战略上的预见性。战略是在预测基础上的事先筹划。战略思维就是根据战略相关情况的运动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有步骤地分阶段地采取针对性措施。毛泽东认为，只看见地平线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这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普遍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科学预测源于对战争规律的深刻认识与把握。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战争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确实性，但却并非杂乱无章、不可捉摸的，而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1935年，华北陷落，日本加快了入侵中国的步伐。尚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敏锐地认识到全民抗战将不可避免，于是提出北上抗日，并最终确定将陕甘地区作为党中央所在根据地。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正是陕北这块革命根据地，使中国共产党站在了抗日战争的最前方，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精辟地论证了抗日战争将发展为三个阶段，而中间的持久阶段尤为关键。在这一科学预测指导下，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最终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早在1942年7月，毛泽东就预料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有与我合作的可能，但必须有内战的准备。而无论争取合作还是准备打赢内战，能否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聚集力量，都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因此，我军应隐蔽地开始经略东北。

      注重结合的战略思维 　　

      注重结合的战略思维，在本质上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要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必须深刻认识与科学把握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我们党注重结合战略思维的最伟大成果，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是机械地照搬书本上的东西或外国的经验，还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寻找答案，体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战略思维。 　　

      运用到作战指导上，注重结合的战略思维强调战略决策与战场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反复强调前线指挥员在中央军委总的战略意图和战役方针下，当情况紧急时机，有临机处置、机断行事之权，使其能因时因地因情制宜。如辽沈战役攻克锦州后，毛泽东判断廖耀湘兵团可能退回沈阳，认为若如此，我可再攻锦西、葫芦岛。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在廖兵团仍不变更其西进计划时，提出“诱敌深入于辽西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建议，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个建议，从而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在确定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歼击目标时，淮海前线总前委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适时提出以歼灭黄维兵团为“上策”，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并强调：“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平津战役时不打塘沽改打天津，也是前线指挥员首先提出建议而被毛泽东采纳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确定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是前线指挥员下定决心制定战役计划的重要依据，而前线指挥员的合理建议又是毛泽东修改预定计划、实行正确的战略指导的重要补充。战略决策与战场实际相结合、相一致，是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