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辛鸣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这个“新的阶段性特征”究竟是什么？它对中国社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怎么科学认识、深刻把握、正确应对这个“新的阶段性特征”？我认为，这个“新的阶段性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来理解和把握。 　　

      第一，从讲“团结”到讲“和谐”：社会结构日趋多元 　　

      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现在说“团结”这个词的少了，说“和谐”这个词的多了，为什么？因为社会结构变了。 　　

      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群体在社会中的分布状况。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结构很单一，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知识分子阶层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状况下，只要把工人、农民这两大阶级的事情办好就行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阶级之间没有直接的矛盾和对立，所以这两个阶级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当时中国社会的高度组织纪律性恰恰就是来源于社会结构的异常单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比如民营企业家阶层、职业经理人阶层、科技经营者阶层等等。中国社会的状态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几年东南沿海闹“民工荒”，这是因为20多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一直都很低。按理说，一个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应该随着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应提升，但这里工人的工资水平却一直提高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东南沿海的那些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其主要竞争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如果给工人加工资，民营企业家的利润就少了。这种状况如果发生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想象的，敢对工人兄弟不好，企业还想不想办下去啊？政府一声令下，说加多少就得加多少。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是不可能那样做了。因为劳动力的价格要接受市场的调节。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政府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向民营企业家们施加这样的压力了。因为那些民营企业家会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给农民工加100块钱，农民工的日子好过了，我们活不下去了。虽然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不同阶层可以有机结合、互相融合，但到具体的经济政治实际中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事实上是有冲突的，有时甚至还是比较强烈的冲突。 　　

      面临这些冲突我们怎么办？只能靠兼顾、靠协调，再也不能搞一刀切、清一色了，因为社会结构已经多元化，每一个社会阶层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在说“团结”这个词的少了，说“和谐”这个词的多了，因为团结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大家可以紧密无间地走到一起；而和谐是每个群体都有不同的利益，面对一些利益冲突，大家互相磨合，互相妥协。 　　

      第二，从生活好到更有尊严：社会需求逐渐提升 　　

      经济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人民群众摆脱了贫困，跨越了温饱，实现了小康。但是同时我们突然发现有个没有想到的问题出现了：百姓对政府好像越来越不满意了，抱怨的情绪越来越大，叫苦的声音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这就牵涉到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讲到的：要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 　　

      有一个地方，干群关系一度特别紧张，我们就去搞调研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乡镇干部带我们去见了一个60多岁的农民，一看就是一个很不善说话的农民。我说，我看你们家的日子过得也不错，新盖的三间大瓦房，您身上穿的这个棉衣质量也不错，这不都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实惠吗？不都是乡镇干部带领大家勤劳致富得来的吗？那个老农抬起头来看了我半天，说，是啊，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了，吃得饱，穿得暖，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邓小平。可是你看我们家后院养的那三头猪，每天我喂它们几把谷糠，它们也能吃得很饱；我给它们铺上几捆稻草，它们也能睡得很暖和。那你说，我这人跟我们家后院的猪有什么区别？说完这些，老农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这个老农说得实在是高啊，给我上了一堂课。人跟猪有什么区别啊？人有做人的尊严，有人的精神追求、政治追求、文化追求。在我们没有吃饱穿暖之前，是顾不上这些东西的，吃饱穿暖之后，这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需求了。邓小平同志晚年曾经说过，我们总认为发展慢不行，现在看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发展慢要少，甚至还要多得多，复杂得多，棘手得多。如何在老百姓吃饱穿暖、实现经济小康的情况下，满足他们政治小康、文化小康的需求，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人民群众的新的要求和愿望。满足这些新期待对我们党来说还是一项新的挑战和新的任务。

      第三，从“捂盖子”到主动公布：社会状态更加开放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透明。具体来说，有两个特点。 　　

      一是中国社会现在的人口流动规模、频率、范围都是空前的。目前中国社会有1.5-2亿人在流动，这种流动让社会状态发生巨大变化。

      二是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络的出现，社会变得越来越透明、公开。过去进行社会管理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发生了负面性的事件，通常是先把事情捂住，然后慢慢在内部化解。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由于负面消息的出现而打乱我们的部署以及引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现在，出了问题已经捂不住了，必须有新的思路、新的理念。现在我们也已经开始逐渐适应了，只要一个地方一发生群体性事件，党报、电台、电视台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因为我们意识到，“捂盖子”，常常事与愿违，如果不正面发出声音，讲述真相，局面可能更加麻烦。 　　

      从过去“捂盖子”到现在主动公布，这个改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社会状态的开放。我们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开放的理念、开放的行为来继续现在的发展。 　　

      第四，从“三高”发展到科学发展：发展方式开始转变 　　

      回顾30年的发展，我们在发展模式上走了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之路，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但时过境迁，问题就凸现了。 　　

      高投入，只要把钱投下去，经济发展能不起来吗？从去年的金融危机就能看出来，金融危机这么大的事儿，国际社会都开始叫苦不迭了，连美国都有点无可奈何了，可中国却能做到一枝独秀，因为我们可以投入大笔的资金，4万亿的财政拉动加上10万亿的信贷投资，不管是危机还是疲软，经济都能发展起来。高投入对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显性效应，但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高投资拉动，发现已经不可能持续下去了，这些年来通过依靠投资拉动经济，投资率已经达到了54%，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GDP是靠钱投下去堆出来的，我们能有多少钱这样堆啊？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光要搞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也都需要钱，都使用高投入这样的办法就会入不敷出，所以高投入的发展模式一定要改改了。 　　

      高消耗。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对资源依赖很大，这种粗放型的资源浪费导致我国资源消耗过快，现在不仅国内资源已经满足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需要，国际资源也开始告急了。现在有人说中国到国际市场上去买什么，什么马上就会涨价。我们差不多把国外的铁矿石给买成天价了。我们跟澳大利亚铁矿石三巨头谈判，死活谈不下来，为什么谈不下来？因为人家心里清楚，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需要铁矿石，而中国缺乏铁矿石，所以凭什么不卖高价啊？ 　　

      关于高污染，大家也有切身体会。搞个造纸厂，倒是能换点花花绿绿的钞票，但大管子把废水都排到河里去了。搞个水泥厂，也能换点钞票，但大烟囱把废气排到空中去了。结果这些年来经济是增长了，但青山绿水少了，蓝天白云少了。我们承认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要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但是当浪费、破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可能反过来把我们的一切努力全归零。所以这种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也不能持续下去。 　　

      这些年来我们把大量的财力、物力都集中在城市，这同时就意味着中国还有庞大的地域会失掉营养。中国的城乡二元差距现在是越来越大了。中国农村占国土面积的绝大多数，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发展只是让少部分地区和少部分人获得了超常规的收益，而让更大部分地区和更大多数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是否具有说服力？我们已经意识到如果再按照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方式往下走，将会造成城乡严重对立，这种发展方式已经非改不可了。 　　

      第五，国际发展环境更加复杂 　　

      我们面临的国际发展环境更加复杂了。回顾中国对外开放之初的一些情况是很值得琢磨的。按道理说，当时的中国跟国际社会隔绝了接近20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成见很深，矛盾也很深，可是当年中国跟美国建交却出奇地顺利。为什么？美国希望中国参与进来，制衡苏联。紧接着中国改革开放了，国际社会也随之对中国放开，当年中国想买日本汽车、美国彩电，要多少有多少，日元贷款、美元贷款说来就来。在那个阶段，中国在国际上走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当时中国产品质量并不高，但卖多少，国际社会买多少；30年后，中国产品的质量越来越高了，价格也越来越便宜了，但国际社会并没有更加欢迎，反而动不动就给我们扣上倾销的帽子。中国到国际社会做打工仔是受欢迎的，想跟人家平起平坐就不行，这就是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中面临的苦恼。如何在开放中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战略考虑。 　　

      总之，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社会状态、发展方式、国际环境这五个方面都与30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些特征，积极地应对这些变化，不仅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没有可能，甚至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都可能得而复失。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