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搞革命，搞建设，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列宁，也不能丢毛泽东

  新中国的六十年，大体上是以两个三十年的艰苦创业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的壮丽史诗。前三十年，验证了“人间正道是沦桑”的哲理，为社会主义一切进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全国人民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以创新的理论和实践开创的。两个三十年的历史，有两大理论体系在发挥着引领一切的指导作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搞革命，搞建设，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列宁，也不能丢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撰写的《资本论》，成为当前人们研究资本主义、剖析金融危机的理论武器绝非偶然；列宁以十月革命的伟大功勋开创了社会主义新纪元，提供了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鲜经验，为人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也为社会主义国家居安思危、面对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挑战而维护了长治久安的局面；毛泽东是在机会主义背离中国实际、追求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盲目推行欧洲模式的情况下，通过调查研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实践、建立农村红色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独创性道路，诚如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可以说，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建国前二十八年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

    建国之初，正是毛泽东以理论上的创新精神，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为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理论开阔了思路，奠定了理论基础。他面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和战略构想，要求全党保持应有的忧患意识和优良作风，他自己也始终保持着顽强的革命锐气和艰苦探索的蓬勃朝气。毛泽东在探索中始终保持清醒冷静和科学分析的态度，始终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特点的道路，对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也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去学习和理解，而不应迷信和神化。他要求对外国的东西，既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他强调最多的是既要学习、又要独创，不要把学习和独创对立起来；他对斯大林长期推行的工业化方针一贯采取有保留的批评态度，认为正确的方针应当是既要工业化，又要人民，努力寻求一条中国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部署了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研究，写出了富有独创性论断的的两篇理论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围绕上述两篇著作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谈话中，还特别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对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突破，作出了重大发展；他也阐发了中国化、民族化与学习外国的关系，面向现代和继承古代的关系；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干部上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做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凡此等等都是对上述思想的补充和深化，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初步展开的情况下为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奠基性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

    历史表明，在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中，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又往往是由他随后的纠偏活动而受到限制的。在持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仍坚持读书、学习、讨论，从中保持清醒的认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他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阶段，今后还要走很长的路。“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翻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可以说，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往往是集矛盾于一身的，既有指导上的失误，又有指导上的纠偏。他是那样认真地作出错误的指导，而又那样认真地学习马列、纠正错误。这说明他的动机仍然是力图坚持马克思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他的错误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悲剧。这也是十七大报告首先提出的要永远铭记的那段历史。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翻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从中不难看到，凡兼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双重使命的杰出代表，都有密切结合实际而创立的科学体系，都有严整而全面的内在联系和逻辑结构，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领导集体和人民群众的智慧，是通过历史的比较鉴别而证明其真理性的。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经历了民主革命的考验，经历了社会主义近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的考验而深入人心的。诚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如何运用这个思想体系？还是要根据邓小平的分析去做。一是要坚定不移地把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二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例如坚持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实践论、矛盾论、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论等等；三是要完整准确地从整个体系中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绝不能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两个凡是”是根本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四是要不仅看一时一事，看当时的条件和需要，更要看认识的辩证法是永无止境的，是在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即使在建国后，毛泽东仍然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其中有着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总结。五是要从认识的总规律来看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既然我们坚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和系统性理论是邓小平在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创立的

    继毛泽东思想体系之后，开创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振兴和工作中心的转移，是从思想路线、战略布局和根本道路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他为此而提出的一系列独创性论断，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过，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等等，不仅在社会主义史上前所未有，而且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也是全新的话语和论断。它们不仅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根据，又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为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作出了有力的指引，也为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历史的验证。

    三十年的历史表明，历史孕育着理论的发展，而理论又推动着历史的前进。环顾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虽处于低潮，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还只是少数。但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巳有六十年的历史了，其间虽有十年“文革”的曲折，和一些微小的政治风波，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巍然不倒，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深入人心，特别是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给中国社会主义带来了更多的实惠、更美好的前景。社会主义是有生命力的、有希望的。希望在于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其适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三十年的历史不长，却为我们赢得了一个路线方针一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稳定的环境和条件，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和机遇，开创了社会主义史上的奇迹和独创性的成果。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开启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全面推行改革开放为标志的。邓小平说过：“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他又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k改革开放三十年，党和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也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直接奋斗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汇集和升华。

    作为全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决策人，邓小平高屋建瓴地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为突破口，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农村改革到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从经济到政治，逐步推开，同时他又高瞻远瞩地深化改革，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着眼于下一个世纪。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赶上突飞猛进的世界，赶上日新月异的时代。邓小平的智慧和领导艺术，就在于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他善于总结中国式社会主义经验，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他敢于和善于把改革开放提高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提高到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把运用市场经济提高到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高度，甚至把选择人、组成新的领导集体的问题也提高到改革开放这个大局的高度。邓小平的晚年就是这样以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道路，也为以后的持续发展开创了稳定的环境。可以说，他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及其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耗尽了毕生心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和不断创新的最新成果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七大的十八年间，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历经四次代表大会正常换届，人事虽有变动，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却是一贯的、始终不变的，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是为形成和深化这一理论体系作出各自的新贡献。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突出贡献主要有：一是郑重地阐发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二是全面阐述和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是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能离开发展去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四是必须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五是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各项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加进了科学发展观这样重大、广博、高层次的基础理论。这不仅对于总结和指导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有重要意义，而且把人们的视野拉向未来，为实现美好的远景而奋斗。其一，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正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清醒地指出，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发展任重道远，必须永远保持进取精神。其二，特别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这一体系就是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不断开放、与时俱进的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和强大活力，坚持为继续理论创新打开广阔的空间，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三，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看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一论断是唯物辩证法彻底发展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彻底改革观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思想理论基础。其四，我们的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要充分估计前进道路上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要以科学的发展观武装头脑，加强战略思维，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提高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在前进的历史画卷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

    十八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凡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都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根本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上一以贯之，又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理论总是在不断创新中前进和深化，体系总是在发展中更为丰富和完善的。理论的真理性与可贵性也正在这里，它总是在实践中汲取营养、从实践中增长智慧、唯实践的变化为依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和奇迹正在于这种变化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化的辩证法。其中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六十年不变的红线，是贯串于于两大理论体系中解放思想的根据，而变化的则是历史的进步、时代的特色、人民的需求和认识的深化与提高。研究理论体系需要有极高的创造性，需要有把握规律性的理论勇气和理论水平，切不可象“两个凡是”那样，把丰富的思想内涵扼杀在狭隘的封闭的体系之中。

    两个体系的形成是理论思维成熟的标志

    社会主义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既有创业的艰辛，也有道路的曲折；既有成熟的喜悦与奋进，也有对失误与挫折的思索。而始终不变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是一贯的旗帜鲜明，从学习、传播、继承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从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到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党和领导干部的大多数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回答和理解，也是党长期运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经验，是党在理论上日趋成熟的标志。

    理论思维的成熟一是要看这一体系在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中能否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能否体现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要求，能否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毛泽东在联系个人工作中的失误时说过：“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他还在评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过：“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其客观原因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身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意识形态成为系统只有在客观规律反复出现被人们认识以后才能形成。毛泽东创造的科学体系不仅形成于民主革命的全过程，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开展大规模调查和深入讨论的初步结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不仅是三十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和毛泽东思想体系一脉相承的结果。两个思想体系应运而生，发挥着能动地改变世界的作用，不是偶然的。

    科学体系在理论上的成熟，还要进一步考察它能否认识和把握时代的规律，从规律性的高度破解矛盾、促进变革，推动历史的进步。当今世界的发展，已经不是单一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上一世纪末苏东剧变和所谓社会主义“大失败”的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研究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独创性论断。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而且在实践上对某些典型事例也缺少具体分析。由于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这就必须从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事物和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合力，唯物辩证地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经过艰辛探索而形成的“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就是理论体系创新的需要和必然结果。

    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是抽象范畴的逻辑推演，而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行动，重在实践，重在改变世界。毛泽东创造性地把实事求是视为贯串其整个思想理论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甚至以简明的语言提出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把实事求是同实践中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改变社会的主动权，创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新局面。他要求全党克服盲目性，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以便利用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可以这样说，两个理论体系的相互关系是彼此联系、相得益彰的。前者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为探索特色理论做准备的；后者作为前者的继承、发展与深化，更为突出地显示出理论的一贯性和创新性。两个体系因共同的思想路线、共同的理论精髓、共同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从而实现了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共识，对实现人的解放和改变环境的共识，这就是从根本上逐步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共识。

    两个理论体系的前后辉映，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检验，覆盖了人类夺取政权、变革社会制度和治国理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把几代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成就联系在一起，进一步使几代人的追求、理想、信念更为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变革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六十年前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世界上牢牢站住了、站稳了，更加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庄福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