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卫兴华教授

 

2009年9月30日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在六十年的发展史中，我国既经历了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经历了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对新中国六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对经济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需要进行客观的总结和分析。总结成功的经验，有利于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与道路继续前进；认识失误的教训，可以使我们吃堑长智，有利于更好地发展。

 

    一、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成就

 

    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实现国家独立和走向繁荣富强的一个起点。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评析。

 

     新中国的成立承担着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是尽快地使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摆脱出来，结束旧中国四分五裂、连年战乱的局面，使我国变为独立统一和强盛的国家；二是改变所面临的整个国家一穷二白、国力衰退、积贫积弱的面貌，迅速发展生产，建立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成为强大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上述任务有的在前三十年已经完成，有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取得巨大成效。改革开放前，我国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消灭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永远结束了近代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穷苦农民翻了身，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通过改革开放，使我国获得了更好更快的发展，新中国的六十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历史的视角即纵向维度看，新中国六十年的经济增长，超过了旧中国以往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有学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和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及历史资料进行推算后指出，新中国建国以前的四百五十年间（公元1500年至194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不到1%，有些年代是负增长，低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更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首先，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经过三年恢复时期的1952年，5亿多人口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年均增长8.1%，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加77倍。其次，我国成功地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的温饱是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杜勒斯宣称，共产党同样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然而经过六十年的发展，我国完全解决了占世界1/5人口的吃饭问题。2008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3.7倍，达到52871吨，人均产量增长91%；棉花产量增长15.9倍，达到749万吨，人均产量增长5.9倍。其三，我国正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再到制造业大国的转变，产业结构已逐步改善。与1949年相比，2008年，我国能源产量增长108.5倍；原煤由0.32亿吨增长到近28亿吨，增长86倍以上。发电量增长805倍；公路里程增长45倍以上（达370万公里）；高速公路从无到有，超过6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由1949年的2.2万公里增加到8万公里以上，增长近3倍。从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的发展看，60年来，我国的纱产量由32.7万吨增加到2149万吨，增长64.7倍；布由18.9亿米增加到710亿米，增长36.6倍。居世界第一位的主要工业品中，有钢（解放初期居26位）、煤、水泥、化肥、棉布等。发电量由原居第25位上升到第2位，原油产量由原居第27位上升到第5位。从1952年到2008年，我国的“第一产业”由51%下降到11.3%；“第二产业”由20.8%上升到48.6%，“第三产业”由28.2%上升为40.1%。其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60年来，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不到100元，增加到15781元；农村人均纯收入由44元增加到4761元。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8年与1952年相比，由8.6亿元（人均1.6元），增加到近21.8万亿元（人均16407元）。60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还反映在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上。新中国建立初期，城镇居民用于吃穿的开支占全部生活费开支的比率即恩格尔系数为80%，农村居民高达90%以上，2008年分别降到37.9%和43.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分别属于富裕型和小康型消费结构。

 

    对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认识，还可以从横向视野来比较。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不足1%，而到2008年已上升为6.4%，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3位，近年内可以超过日本。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9%。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2008年GDP折合成美元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78.6%。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29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跃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由贫困到总体小康水平的历史性跨越。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更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这些历史性的成就，为下一步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新中国六十年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与历史经验

 

    新中国六十年辉煌成就的取得，与我国人民的努力创业、团结奋斗是分不开的。仅从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就可以看出，同样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新中国取得的成就要超越同时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无论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还是后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都遵循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并结合不同发展时期的经济社会实践进行理论认识的发展和创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探索新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发展与改革的理论指导，是一个十分艰巨与复杂的过程。从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脉络看，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几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正确处理好发展生产力与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应善于掌握和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和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典范。他根据旧中国生产力落后、社会贫困、新中国应尽快发展生产力并处理好公有制和私有制、劳方和资方关系的国情和任务，提出新中国发展经济社会的指导思想。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从农村转向城市后，要着手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并确定了发展生产的原则：“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的生产”。同时强调指出：“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要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指出：“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新中国建立初期，所提出的发展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从上述新中国建立后的发展方针可以看出，我国当时是既强调发展生产力，又重视处理公有制和私有制、劳动与资本的生产关系，重在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即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在这一方针引导下，我国在进行抗美援朝、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迅速恢复了经济并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旧中国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起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是，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加强，会出现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的情况。使我们逐渐认识到生产关系既不能长久落后于生产力，但也不能超越生产力。如果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如搞公有制不断升级的“穷过渡”、刮共产风、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同样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推动了所有制关系的调整，使生产关系适应了我国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针对改革开放前片面强调搞单一的公有制的理论与实践，特别针对人民公社后的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邓小平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所以，究竟生产关系的哪种具体形式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通过实践的检验来选择。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主要任务，并提出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对当时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惜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发生了理论认识和路线的“左”的偏离，使“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与实现，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后果。在改革开放后，根据我国生产力落后、多层次、不平衡、人口多、底子薄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再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理论认识与实践的发展，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各种社会资源的作用，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和生产力的发展。

 

    2．从实际出发，重视发挥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我国经过了不同的认识过程。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他于1958年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了保持和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并批评了有人急于消灭商品生产的“左”的错误。他指出：“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观点推动了我国后来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讨论与认识，并为改革开放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

 

    改革开放后，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我国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观点，突破了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随着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由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灵活性与效率性结合起来，再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市场经济）为辅”的二者相结合的关系，发展为不分主辅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关系，再发展到放弃计划经济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理论认识与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3．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新中国六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是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形成的，它集中了我国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它在革命斗争中的艰苦磨难和人员的牺牲，是中外少有的。新中国是由它创建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是由它领导的。目前还没有哪个别的党派能够领导中国的伟大振兴与发展大业。坚持马克思主义，重在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着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提出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全心全意谋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列于世界强国之林。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四项基本原则是六十年来一直坚持的立国之本，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其内涵已经发展了。在改革开放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经济理论方面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可概括为以下10个方面：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论；社会主义公平和效率统一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转变和科学发展论；判断改革开放与发展及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论；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统一论；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统一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中的继承、坚持和发展创新关系的统一论。正是在这一经济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

 

     4．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摒弃新自由主义的主张

 

    改革本质上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是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国情、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过程。改革的任务和作用应是两个方面：一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忽视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而忽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改革，是会偏离正确航道的改革。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我国没有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避免了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剧变、经济衰退的结局。

 

    在社会主义改革问题上，国际国内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改革之间的对立。前者主张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而后者则坚持国家对改革的指导和主导作用。前者宣扬“私有产权神话”，主张私有化并反对公有制；而后者则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主张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前者主张广泛的自由化；后者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前者反对福利政策；后者强调利为民所谋，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应惠及广大人民。

 

    从改革的后果看，两种改革模式、改革道路的结果截然不同。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走“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道路，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其危害性已显现无遗。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经“休克疗法”后的苏东国家的经济，遭受打击最轻的匈牙利和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率约为20％，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近为40％，俄罗斯为50％，乌克兰为60％。其经济损失都远远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美国和德国。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私有化，把多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廉价出卖给外国资本，因而葬送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而我国的改革，主要是针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而不是改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主要探索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道路、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的走向歧路的改革。在上，不问姓“社”姓“资”，必然由“社”转“资”。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不问姓公姓私，必然由公转私，最后走向和平演变。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我国用以指导改革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既保持了改革过程的相对稳定，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可见，是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对改革的性质和目的理解的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成败。

 

     5．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统一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独立自主是我国建国初期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和完整工业体系的需要，也是当时世界敌对国家封锁我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必然。我们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实行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进行改革与开放，打开国门，请进来、走出去，并不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是将两者统一起来。

 

    从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历史看，我国在发展中根据形势需要妥善处理了两者的关系。主要的经验，一是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二是把引进同开发、创新结合起来，提升了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三是既利用外资，也重视和更重视自己的积累，使经济基础和经济规模获得了空前的增长。

 

    三、社会主义的两个标准与新中国的两个三十年

 

    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最重要的分水岭就是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目前，在看待和评价新中国取得的成就时，存在两种不全面、不客观的倾向。一种是只看重和肯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而否定前三十年的成绩。还有一种是放大后三十年出现的问题和缺失而否定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并反转来全面肯定前三十年包括肯定其“左”的一套理论和实践。这些见解都是片面的和不符合实际的。

 

    需要明确的是，作为新中国发展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都有其各自的历史成就和功绩：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的近三十年发展，为后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成就，又远远超过前三十年。

 

    新中国建立后，从政治上说，广大的工人农民得到了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从经济上说，前三十年中消灭了剥削制度，创建和发展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建设；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的积累；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年均增长率达6.1%，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增长，也超过了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当然，也应看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左”的错误，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另外，传统指令性计划经济对企业统得过死、企业没有自主权和自主钱，因而缺少生机和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纠正了“左”的理论与实践，经济社会获得迅速发展。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14倍。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人均GDP从381元增长到22698元，近3300美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781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61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温饱不足的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1479万人左右，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210.6亿元（人均20元左右）增加到21788.5亿元。改革三十年来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如利益分化趋势明显，贫富差距扩大，出现两极分化，劳资矛盾凸显，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化公为私等问题突出。另外，经济的快速增长同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优化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及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也日益表面化。

 

    应正确地看待和评价前后三十年中的成就与缺失，既不应通过突出和放大失误的消极后果否定前三十年重大成就，甚至将前三十年妖魔化；也不应只强调前三十年的成就而讳言失误，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政治的严重损失。同时应当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扭转了“左”的错误，经济社会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不应因存在一些问题和缺失，而贬抑其成就。更不能用改革前的观点评价甚至否定后三十年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对所有制和社会制度的评价运用两条标准，一是生产力标准，二是价值标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之所以优越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一是因为它更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劳动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但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存在阶级剥削与阶级矛盾、存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又会引发经济危机，损害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来判断，资本主义制度既比以往的社会制度先进，又存在着制度性缺陷，注定要被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为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一方面，它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应是一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劳动者解放和共同富裕的制度。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既促进生产力发展，又是抑制贫富差距、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也就成为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统一的制度特征。

 

    新中国建立初期一直到1958年，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力求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的。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搞大跃进、“超英赶美”，都体现了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愿望。但因主观愿望的实施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而导致失败，造成三年经济困难，于是又转向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与路线的斗争，直至搞文化大革命。转向重价值标准而轻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又被左倾路线扭曲，变成搞平均主义和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

 

    从后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看，针对过去左倾路线“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错误观点与实践，搞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时，是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相统一的。他既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力标准，也同时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标准，而且强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时期中，出现了重生产力发展而轻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倾向。重效率而轻公平，重资本利益而轻劳动利益，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也出现了公有制为主体向私有制为主体演变的趋势，应引起严重关注。

 

    四、新中国六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几点启示

 

    1．在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中发展社会主义

 

    在继续坚持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执政党第一要务的同时，需要重视社会主义公平问题，应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的基本思想，加强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认识。不能只重生产力标准而忽视价值标准。既不能割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不能将生产力标准单纯归结为效率原则。改革开放前，我国重视公平原则而忽视了效率原则，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损失。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中，我国重效率而轻公平，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既应体现效率原则，又应体现公平原则。既重视生产力标准，又重视价值标准。只有坚持两者的统一，才有利于缓解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矛盾。

 

    值得提出的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条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同样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这一标准作为指导经济工作的出发点，要求在重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人将邓小平提出的判断标准，理解和宣传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是不正确的。近些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强调利为民所谋。党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对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在实践中，需要通过分配体制的改革，使公平与效率并重，以公平促效率，以效率促公平，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落实改革任务的两个方面，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改革的任务和作用应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发展的动力，起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二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手段，起发展和完善、搞好搞活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作用。从实践来看，前一项任务强调得多，落实得也较具体。而后一项任务，强调和落实得比较弱，比较抽象。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通过科学改革，把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真正搞好搞活，重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要让“公有制为主体”成为一句空话。应关注目前所有制结构正向私有制为主体演变的发展趋势及其负面影响。在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大大发展、产值和GDP已占大半（资料显示：非公经济已占GDP的65%以上）的条件下，怎样将“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落到实处，增强其作用，是应引起决策部门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3．必须着力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

 

    总结六十年的成就，要客观地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的经济总量虽迅速增长，已居世界第三位，但目前GDP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27.2%，如按人均GDP计算差距就更为悬殊，还不到日本、欧美等国家的十分之一。而且，也要清醒地认识我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如：城乡、区域等多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体生活比较困难。奢侈浪费、贪渎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

 

    应客观地看到我国目前存在的差距和问题，应通过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碰到的障碍。首先，要重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和民生问题，使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扭转前一时期“重资轻劳”的倾向。其次，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成本、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的增长方式。三是要真正和有效地转向科学发展，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些方面的问题中央在着手解决。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需要上下配合、逐步推进的过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

 

    参考书目：

 

    1．卡齐米耶日 Z 波兹南斯基著，佟宪国译：《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2．《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