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改革开放行不行，要看三十年。据说，小平这样说过。到今年十二月，改革启动就三十周年了。现在看来，可以作出肯定的结论了。

    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对近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作了系统的分析和理论概括，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

    本文拟对这个理论体系作些历史的和逻缉的分析，了解这个体系各相关因素内在的联系，以加深对这个体系的理解。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的历史过程中，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欧州一些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之后，又一种新的更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模式。

    我们现在正处在这种新型的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开创阶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关键词

    要认识一个理论体系，大凡要经过从复杂到简单，再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我找到了这个理论体系的起始点、支柱和核心，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基本路线的三个关键词：发展、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这三个关键词的组合和延伸就构成了这个理论体系。

    现在，先摘录几段话来了解"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形成过程。

    首先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是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在这次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

    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1979年1月18日--4月3日举行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对思想僵化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对一些理论方面的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是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十三大作的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在初级阶段，在我们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之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将长期存在。如果思想僵化，不改革开放，就不能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也就会在实际上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滋长和蔓延。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是邓小平1992年1月在南方视察时说的。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三、两个"基本点"逻辑上四种可能的组合

    所谓"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改革开放"，简单说，就是经济市场化和同国际市场大系统接轨；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者如何组合，将决定构建怎样一种社会模式，将决定建造怎样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通常的理解，前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经济基础），后者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上层建筑），因而，人们往往认为这两者是矛盾的，对立的，是不能兼容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据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就是这样看的。如何使这两者统一兼容，结成一体，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

    这两个基本点如何组合，从逻辑上来说，有四种可能的选择：

    一是向右倾斜，只要前者，不要后者。就是说，只要市场化改革开放，不要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权，结果就会全盘否定过去革命所建立的全部政治制度和整个上层建筑。俄罗斯就是这样。俄罗斯执政的主流派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离开了人类历史的主航道，现在俄罗斯所作的是"回归人类历史主航道"，结果导致苏联瓦解，国家分裂，经济倒退几十年，人民生活陷入困境，由位居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衰落到三、四流国家。尽管俄罗斯迟早会走出这个困境，但它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和这么久的时间。中俄改革路子的差异，不仅仅是渐进式和"休克疗法"一步到位的的差别，还有上述对待这两个基本点之间关系问题上的差异。中国国内也有一些类似的看法，但未居主流地位。

    二是向左倾斜，只要后者，不要前者。就是说，只要"四项基本原则"，不要市场化的改革开放，认为它违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四项基本原则，其结果必然否定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成就，重新回到那种"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年代。如果说右的"不能兼容论"曾给俄罗斯造成灾难性后果，那么左的"不能兼容论"，近几年来在中国则成为威胁改革开放的主要危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持着传媒的话语权，振振有词地要中央放弃改革开放，否则就以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相威胁。

    三是两者简单地机械地结合。那就必然是把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两种社会模式的消极面结合在一起，就是把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的个人独裁专制性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历史怪胎，法西斯专政式的社会模式。改革初期出现过的个人专断导致重大决策失误和执法过程中的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这种危险趋向不容忽视。

    由对上述逻辑上三种可能的选择分析可知，在如何对待两个基本点结合的问题上，既不能偏废，也不能简单机械结合，必须找到一种新的优化式结合的办法。能否找到这个第四种选择，正确解决这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是能否成功构建一种新的更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关键。如何使市场化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能有真正前进性的兼容统一，确实是一个难题。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出的一道历史性的难题。胡锦涛总书记，更全面准确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这种办法，出色地解了这道难题。这就是逻辑上第四种可能的选择。

    四是对这两个基本点进行创新改造，使两者达到优化式的兼容结合。

    我在1988年10月《世界格局变化的前景和对我国的挑战》一文中论及苏联前景时涉及到这个问题，摘录于后，供参考：

    "苏联能否继续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关键在于它的改革能否成功，能否重新恢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活力，而这又取决于它的改革路子是否正确。

    从逻辑上看，这里有四种可能的选择：

    一种是屈服于阻力，不根本改变斯大林建立的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那势必由停滞而衰落下去；

    一种是错误地以为西方模式优于社会主义模式，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把公有制经济全部改为私有制经济，政治体制也作相应改变，那势必会使人民大众丧失主人翁地位，少数人将国家财富窃为已有，这无疑是大倒退，加剧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动乱；

    一种是政治上保持传统的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经济上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改公有制为私有制，其结果必将是传统的斯大林式的政治独裁和资本主义盲目自发的市场经济这两种制度中最坏因素的结合，从而形成官僚买办资本，这无疑也是一种倒退，酿成动乱。

    在上述三种选择下，都不能使苏联扭转经济停滞状态，而且威胁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存。如果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选择了上述改革路子，那么，就会像西方政界人物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一世纪就会销声匿迹，共产党就会失去存在的根据。

    唯一能挽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命运的选择，就是从人民大众当家作主人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出发，改独裁体制为民主体制，改单一的计划经济为计划指导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经济，从而恢复社会主义活力，发挥社会主义本身具有而尚未发挥的巨大优越性。这样，苏联就握有其他任何西方大国所没有的优越条件，重新发挥社会主义"榜样的力量"，形成对西方大国的挑战，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向社会主义转化。不能排除在二十一世纪中后期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

    四、一把钥匙，一架云梯

    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解的这道历史性难题？用个比喻来说，是因为找到了一把开锁解题的金钥匙和一架可以登高拿到这把金钥匙的云梯。

    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既不能偏废，又不能简单的机械的结合，只有对这两者经过创新改造，才有可能达到优化结合的目的。可以说，创新是开这把锁、解这道题的钥匙，是解开这个死结的关键。可以说，能否成功的进行创新是能否成功的铸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其理论体系的关键。

    创新这个概念首先是用在科技领域，"文革"之后首次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了"科技创新"的号召，继而以后又陆续扩大范围，提出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并采取了许多实施措施。诸如拨出专款和组织专家班子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其意就是在于，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用"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在十七大报告中和传媒报道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就是"创新"。比较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以及我国现在的上层建筑和改革开放前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异同，就会看到创新在塑造新的社会模式中的巨大作用。（至于有什么异同，有怎样的创新，后面还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说了。）

    但是，这把解开死结、开启宝库的钥匙并不是垂手可得的，必须爬出深谷，到达山之巅峰，才能拿到这把钥匙。

    过去党内长期的路线斗争和政策反复，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习惯：右了就左一点，左了就右一点，就像在一条狭窄的深谷里走路，碰到右边的资本主义石壁，就得向左拐弯，碰到左边石壁、吃了苦头，就得向右拐弯，就这样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不爬出这个狭谷，不跳出这个怪圈，只能在这个怪圈中打转，像井底蛙，看天也就只那么一道缝。视野那么窄，眼光那么短浅，怎么可能有什么创新。只有爬出这个狭谷，到达山巅，视野才有可能壑然开朗。要爬出这个狭谷，就需要一架云梯，而这架云梯，就是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扩大视野。只有宽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才能超越左右之争的局限，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对立的局限，才能有把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都踩在脚下的气魄，才有可能构建一种新型的比它们都更加具有活力的社会模式。胡总书记和温总理一再强调要有国际的和战略的眼光，要不断解放思想，其意义就在于此。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

    两个基本点的创新优化组合，实际上就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上层建筑）向新型的更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模式经济体制（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上层建筑）的过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构建问题。

    现在，我们首先说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经济基础）的构建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构建

    按照苏联模式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社会主义经济有三个标志性的特点，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计划经济，三是按劳分配。"十年文革"之后，虽然中国人已经感觉到和认识到这种经济体制的弊端，下决心要改革它，但顾虑重重，唯恐冲破这三个社会主义经济标准的约束，会滑向资本主义泥潭，迟迟不敢确定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

    （1）"鸟笼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现在，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我国已"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但这经历了一个充满争论的艰辛的探索过程。

    改革启动之时并未敢确定市场化应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直到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才把这一点确定下来。在此之前，"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大根本区别之一的传统观念，还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虽然"十年浩劫"之后，人们普遍感到非改革不可，正如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也感觉到计划经济体制统的过死，妨碍了各方面积极性的发挥，应当进行改革，但还没有从传统观念的深谷里爬出来，还不敢设想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唯恐滑向了资本主义。

    那时在经济改革政策思想方面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被称为"党内理财专家"、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同志的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他形象地称为"鸟笼经济"。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陈云同志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谈话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

    毛主席在世时，陈云曾经多次使国家从左倾错误造成的经济困境中走出来，是党内有名的经济权威，号称"党内理财专家"，改革初期威望甚高，连人们常说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平时好说的习惯语。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以他的观点为主调的，规定"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邓小平曾多次讲到计划和市场问题，企图冲破计划经济"鸟笼"的约束，推动经济改革进一步发展。

    他说：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3月7日）
    "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现在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1987年2月6日）
    "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搞改革、开放的路子是走对了。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快一点改革、开放的步子。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1987年6月12日）
    "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1990年12月24日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0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谈话）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简单，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是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991年初到上海过春节与市负责人谈话）
    这些讲话都未能打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分标志的传统观念。直到1992年1月南巡讲话发了狠话--"不改革就下台"之后，这种旧观念才开始被打破。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开放；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992年1月南巡讲话）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与此相应，对外开放也经历了颇多的争论和探索。终于，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经过多年多方谈判之后，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完成同国际市场大系统接轨。

    （2）结构社会主义还是功能社会主义

    至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另外两个标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现在好像在理论上和观念上还没有完全冲破。

    十七大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仍然规定："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实际上，实践早已突破"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限制。据有关资料披露，非公有制经济产值占GDP的比重，已从1979年的不足1%，增长到2005年的50%以上。到2006年底，私营企业达到494.7万户，注册资本（金）7.5万亿元。个体工商户2576.2万户，资金数额6515.4亿元。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

    但是，在观念上和政策上还存在着对民营企业这样或那样的歧视，特别是在融资方面，从银行取得贷款方面，还有很多限制。

    现在，社会主义理论界主张"结构社会主义"和主张"功能社会主义"的两派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两个社会主义标准展开的，前者主张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在量上为主、占优势，后者认为是不是社会主义主要应看再分配是否公平、是否惠及人民大众。十七大报告在重申"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还提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似乎注意到这场争论，兼顾"结构派"和"功能派"这两派的主张。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一个结论性的看法："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对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三，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是"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四，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是一视同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分配制度也不是单一的按劳分配了，而已"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公有制经济也不是原来意义的"公有制"了，而是"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

    "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比传统社会主义更有活力。它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共存，可以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取消了指令性计划"鸟笼"的约束，允许市场对生产要素资源的基础性优化配置，运转也更加灵活有效。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现已成为第三）、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优越性的表现。

    比传统资本主义的宏观调控能力可能更强更有效。国家政府直接掌握着更多的经济资源，仍有一定数量的、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营企业。虽已取消其指令性，但保持着制定五年和年度计划、召开全国和地方经济工作会议的传统工作方式和实际运作的经验。可以运用经济的和行政的双重手段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紧急的异常情势，有可能避免或者弱化传统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当然，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还要看，还要操作适当，近两年可能会遇到这种考验。要沉着应对，稳健运作，不可强求。能避免则避免，不能避免则尽力弱化。不要动不动就用行政手段，能用经济手段达成的就不用行政手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构建
    现在，我们看一看新的政治体制构建的进程如何？在谈这一问题之前，首先看一看我们的起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存在哪些弊端？

    （1）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弊端
    对此，人们论述甚多，共识也较多，我不想多说，只引用两位权威人士的话，供读者参阅。

    邓小平198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现在，我把邓小平讲的四种现象源源本本录之于后，供学习参考：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对其他领导人的纪念，有时也带有个人崇拜的成分。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这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利于扫除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个指示还为纠正这一类缺点，作出了若干规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还要说到，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五中全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在看来，还需要进一步修改、补充。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他对苏联模式的解剖是深刻的、仍有参考价值。从他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作的《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政治报告看，他认为，斯大林建立并沿续下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具有下述一些弊端∶

    第一，"作为苏共建设和活动基础的民主集中原则""被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所取代"，"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丧失了对党的活动内容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第二，"居民的基本群众被排除在实际参加解决国家和社会事务之外"；

    第三，"社会生活过分国家化"，"国家调节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极广泛范围"，"力图用详细的集中计划和监督来括及生活的所有角落这种作法已经笼罩整个社会，成为人们、社会组织和集体积极性发挥的严重障碍"。戈尔巴乔夫这段表述，颇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在论述法国庞大而复杂巧妙的国家机器时所说的，"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生命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上述引文摘自我写的《戈尔巴乔夫的变形论和矫形术》，见香港《文汇报》1988年8月14-16日）

    （2）基本路线转变必然导致基本理论观念的更新变化
    十七大之后，从网上反应看，人们不太满意的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但是，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整个上层建筑，所涉及的，远比前一个基本点，面要广得多，问题复杂得多，难度大得多，实际上优化更新实施的也更早更多。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中心转移，既不是工作部署重点中心的变化，也不是基于战略周期、战略环境条件变化所引起的战略重点中心的转移，而是基本路线的变化，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转变。这种基本路线的变化，必然是和基本理论观点联动的，必然牵涉到我们头脑中的马列主义观念的变化。

    邓小平1984年6月30日在会见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代表团谈话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从小平早在1984年这些说法可以看到，他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不是我们头脑中的被灌输进来的那种"传统的马列主义观念"，而是经过创新更新了的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虽然是一个重要观点，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其核心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人的解放，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实现这个目的一种手段，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放人类，使人生活的更好。列宁曾经写过许多文章和专著来发掘和阐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有关阶级斗争的词句、观点和思想，以及与此有关的哲学辩证法问题（诸如后来成毛泽东"斗争哲学"根据的矛盾对立绝对性、统一相对性的观点），我不知道这里有无强调过分、"真理多走一步成谬误"的问题。即使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去夺取政权是无可厚非的，正确的，但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以及中国的毛泽东，还用阶级斗争的手段，用涅卡耶夫"培新灭旧"的办法，对人像剥笋剥葱那样一层又一层消失，去建造社会主义大厦，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那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上述阶级斗争理论的必然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对上述理论的否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净化更新。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牵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变化.所以，我们说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创新优化要早得多，早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决定，就已经涉及到基本理论层面的创新优化。

    这个基本理论层面的变化，必然涉及到无产阶级政权和政党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等诸方面的变化。我们的政权从阶级镇压的工具到管理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变化，就可以看出马克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诸如，废除终身制，建立领导班子交替制度，实现了第二代向第三代、第三代向第四代的正常交替，以及决策程序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改进和完善等等，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诸多创新优化成果的择其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