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育考试院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转折。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全会上讲话。

    1976年，清明节前后，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一位青年在演讲。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

    1978年，12月18日。

    戊午年十一月十九。

    在北京京西宾馆，169名中央委员，112名候补中央委员，和9名列席者，召开了5天的会议。

    和以往的党中央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有自己的序列：十一届三中全会。

    而和以往会议不一样的是，她将新中国的历史划为两个迥然相异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2月22日，冬至。

    这一天，北京距离太阳最远。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却让每一个中国人心头都暖洋洋的。

    从此，中国重新奔驰于正确的轨道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了全国媒体使用最频繁的状语。

    时至今日，13亿中国人仍然沐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时代语境里。

    肯定“真理标准”大讨论

    解放思想30年与时俱进，小平南巡讲话突破禁锢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斗下去，还是活下去？1978年，中国人不得不追问自己。

    1978年，新中国成立29年来，北京街头，每一块适合的墙面上，大字报贴来撕去。人们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

    在广阔的农村，超过四成的农民吃不饱肚子；无数的城镇，家庭主妇为买一斤猪下水，就要排起半天的长队。

    那一年的12月18日，距离冬至还有4天，朔风从更北的北方奔来，劲吹北京的每个角落。

    这一天的晚上，京西宾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此前，召开了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会期紧迫，三中全会采取了集中阅读文件的办法。在京西宾馆老服务员的回忆中，那几天晚上，不少房间的灯一直亮到半夜。

    事实上，中国已经等不起了。

    当时，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百废待兴。在农村，数亿农民的人均口粮不到300斤；而城市的工厂，也因多年的政治运动陷入半瘫痪状态。

    而此时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步入第二个“黄金时代”后，正在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韩国、新加坡等基本实现经济起飞。

    在这次会议上，一个关系中国未来的哲学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理来自于领袖，还是来源于实践，之前已争论半年有余。

    多年的政治运动，使很多人相信，领袖的“最高指示”不能质疑。于是，有了“两个凡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在哲学领域为极左路线釜底抽薪之后，这个国家的运转开始回归正常和理性。

    30年来，解放思想也一直在与时俱进。

    “辞职”、“下海”、“承包”、“万元户”、“个体户”、“股份制合作”……一个个逐年变化的“热词”，镌刻着时代烙印，让人感受到改革带来的观念大解放。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突破了凡事都问姓“社”姓“资”的禁锢；之后，第三次和第四次思想大解放，都着眼于实事求是、理论创新，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至今仍余音未了。
 
    平反冤假错案一扫阴霾

    肯定天安门事件，永远废止专案机构审查干部

    会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在人事安排的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

    会议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运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会议还提出，将“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被写入会议的被平反者，包括彭德怀、陶铸、薄一波和杨尚昆。

    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从此，结束了党内多年“人整人”的乱局。

    拨乱反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从1978年到1985年的7年间，中央平反冤案、纠正错案。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

    平反和纠正伸张了正义，还历史一个公道，让中央的权威和决策深入人心。同时，数以千万计的“地富反右坏”及其后代，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做人。

    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个冬天，15岁的方永刚在辽宁省建平县高中，每天苦读到深夜。这位富农的后代，在20多年后成为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标兵。

    方永刚说，不是邓小平恢复高考，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家的历史问题摘帽，他只能是一个终老困苦于山沟的农民。“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那天，是我的政治生日。”全中国，有同样经历和想法的，何止方永刚一人？

    工作重心转至现代化建设

    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三中全会提出，全党的工作重点，将马上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去。实现了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折。

    经济发展离不开上层建筑的推动。

    从1979年起，中央开始全面恢复早被冲散的政治架构：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赋予地方适当的立法权；制订建国后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恢复“公检法”。恢复后的体制沿用至今，并不断完善。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历史进行了一次清查。交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

    虚玄的主义之争，无法阻挡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长期以来，发轫于农业社会“惟穷是尚”的观念，与国人对社会主义肤浅的认识结合，压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但贫穷就是社会主义吗？小平同志的回答是，“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民族一直致力于经济建设，致力于改善自己的命运。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首创，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在全世界范围内，为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挑战和机遇前如何发展壮大，开辟了新的空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快速发展，是30年中国最显著的成就。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1978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8%，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5.13万亿元。

    改革策源地：农村

    邓小平出面支持小岗“包产到户”

    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电视台新闻节目最喜欢用的片头音乐。

    改革的种子，正从田野上萌芽。

    1978年11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两天，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18户饥饿的农民，摁下鲜红的印章，实行“分田单干，包产到户”。

    那一年，干旱裹挟着饥饿，席卷全国主要产粮区。这18户农民厌倦了要饭的生活，他们将目光扎根于脚下的土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份农业文件，虽然仍反对“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但还是第一次提出了要发展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其中包括“联产计酬责任制”，这为日后的农村改革开了一个口子。

    小岗村民“偷偷摸摸”画押的第二年，安徽进行“包产到户”的试点；1980年，邓小平出面鼓励“包产到户”；1981年，小岗村成为“包产到户”的典型，成了中国广阔农村改革的策源地。

    然而，农村改革才刚刚上路。

    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以“三农”为题发布每年的第一号文件，为农村改革护航指路。从此，“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专用名词。

    17年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2003年12月30日签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

    截至今年，中央在新世纪已发布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此时，农业税已于数年前在各地陆续取消，数千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文件提出，要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3年后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确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总方针，这是“大包干”后，农村面临的第二次大的改革机遇。

    如今，中国农民，不再是为了温饱而挣扎的一群人。他们的希望，也已不再局限于田野。

    在农业增产增收的同时，5亿农民有了另一个身份———“农民工”。在忙碌的建筑工地，在年末拥挤的火车上，一张张来自田野的面孔，对未来充满向往，一如当年。然而，他们的平均收入，已是30年前的20倍。

    陈云复出胡耀邦擢升

    干部结束“终身制”，推行“四化”实施公务员制度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学界普遍认为，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事安排，为邓小平日后厉行改革开放，铺设了必要的基础。陈云的复出，胡耀邦的擢升，在当时普遍让干部群众感到振奋。

    然而，肆虐多年极左思潮，与领导干部“终身制”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等老干部，都是极左和“终身制”的受害者，所以对此非常警惕。

    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叶剑英79岁，邓小平73岁，陈云72岁。

    7年后的198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中央宣布推行干部队伍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次会议，事实上是对邓小平和陈云之前人事观念的一次阐述。

    与干部“四化”并行的，是中央和省一级建立两级顾问委员会，和离退休制度，以发挥老干部的余热，同时减少改革阻力。

    从1982年，中央推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机构改革，1988年第二次，之后每隔5年便有一次大的机构调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政府也日益向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转变。干部的“四化”便为这些发展转变提供了必要的人才。

    尤其是，1993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制度为青年知识分子从政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制度保障。公务员制度一是拓宽了公民从政的渠道，二是实行功绩制原则，更加公平、公正和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

    这个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的委员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成为反腐败工作中查处大案要案的主力军。

    对外开放谱写中国传奇

    建经济特区，对外贸易额达30年前121倍

    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认为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两国正式建交。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前两天的事情。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说，改革是对内的开放，那么开放便是对外的改革。

    当极左迷雾逐渐散去后，决策者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离不开对外开放。

    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中国考察团震惊地发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东京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外国工人家庭汽车彩电都是普通用品，而对中国的省级领导，这些都属于奢侈品。

    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在邓小平的首倡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先后建立经济特区，取得成功经验后，又相继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城市，开辟经济开放区，直到1992年后，开放内地，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开放、扩大开放、全方位开放———30年的中国，“开放”与“改革”比翼齐飞，成为推进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引擎，也如同阵阵春风，吹开了万紫千红。

    中国，也在开放中旧貌换新颜。加入WTO，举办奥运会等一系列开放大手笔，更为世人瞩目。200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达到1.8万亿美元，为1977年的121倍。

    30年前，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见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还是件稀罕事。

    30年里，不仅外国的人来了，外国的商品来了，外国的资金来了，外国的技术来了，外国有益的经验和观念也来了；更重要的是，开放让我们以更加自信、更加进步、更加从容的姿态，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如今，在北京街头，喝着可口可乐，听着IPOD的年轻人随处可见；而在任何一个国家，

    “made in China”已成为购物者无法回避的选择。

    这一切的图景，都伸展于30年前，寒冷的北京，那场划时代的会议。□本报记者 孙旭阳北京综合报道